徐永光：按照会议安排，必须有互动，现在进入互动阶段。 

提问：我们目前正在研究中国最大的NGOCHC，今天参加这个会议受益良多。现在想请教两个问题，一个是资金，一个是人才不易，我们王石会长讲到上面还没想通。最后徐老师讲到几年太悲观，这几点都是我们现在面临最重大的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解决这几样问题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更聪敏、更智慧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考虑加入台湾元素，也就是让台湾经验，台湾企业家、爱心、资金和人才，大规模的放开引进来。因为7月在广州，吴伯雄主席突然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胡锦涛主席要召见吴伯雄，他立刻飞到北京。国家是非常重视这个议题，他没有体制性的障碍。所以我今天看到所有基金会重要的机构，除了阿拉善以外，不知道其他的基金会有没有台湾元素在里面？如果把台湾元素加进来，能不能解决批准难，或者是人才不易，或者让上面很快想通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建议明年第三届中国非公募基金论坛能够北京开幕、台北闭幕，我相信这些问题是不是能够迎刃而解，让我们为此作出贡献。

卢德之：我想大陆和台湾在慈善问题上是可以统一的。我认为在统一过程中首先应该明确提出来，我们大陆应该向台湾学习。去年我对台湾的公益慈善基层组织做了十天的考察，最后我给马英九先生写了封信，办公室还给了我回应。信的基本内容就是让他对公益慈善的事好一点。我感觉到台湾的公益慈善人士道德水平高，但是待遇低，就这个问题我给他发了一个公开信。

我参观台湾的这些机构，比如说慈济，他们有两条经验特别值得我们学习。一条是不求回报。第二条不参与政治。从去年以后我们和台湾方面有一些沟通，特别是在高校大学生的活动方面，我们和台北大学、中正大学有比较深入的沟通。我想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确实受益匪浅。台湾这方面的经验对我们来说应该是很有借鉴的。

徐永光：中国的非公募基金会当中有台湾元素，比如说C基金会，这里就有台湾的企业家参与。还有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也有台湾的企业家参加。

提问：各位老师你们好，我也是非营利组织的成员，今天论坛的核心是发展，围绕发展无非是两个词，一个是钱，一个是人。关于钱，刚才王振耀司长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也是我们业界，包括我作为其中的从业人员非常关心的，因为现在我们非公募基金大致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实操的项目操作模式，另外一种是如果资金比较充裕，资金支持型的。现在业界呼声高一点说非公募基金会应该是捐助型的。这个就是王司长前面提到的，大家非常关心的壹基金是否能够成功转型为公募基金会，如果一旦转型成功，我想对我们每一个项目操作人的具体项目操作上有非常大的影响。你们刚才说的答案是要耐心的等待。这里我表达的第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对这个答案的渴望是非常迫切的。

第二个问题想让王院长回答一下，大家都知道北师大成立了学院，我想问的是这个学院仅仅是挂了一个名，还是能够为非营利组织从业人员提供一套非常完整的能力建设的课程。因为除了钱资金到位以后，人才对于整个事业的发展具有非常非常核心和重要的作用。

徐永光：请振耀回答后面的问题。

徐永光：我觉得你的问题特别好，其实我觉得研究院就是弥补现在我们的非公募基金会也好，慈善事业也好，缺乏支持系统的重要手段。我们现在基金会发展，我为什么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说有了人，有了钱就什么都能办了。恰恰是我们中国几千年认识的误区，不知道体制、结构比人和钱更重要。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点。所以研究院做什么？研究院的使命当然不仅仅是教材，而且想到了研究一些成果，包括推动我们慈善事业，永光已经给我们出了具体的项目，我觉得就是要推动一个体制的转型，或者是推动架构的转型。当然要有很多技术支持，包括研究。包括借鉴台湾的经验。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建议和意见，应该和研究院说出来，我认为中国存在着这个可能，人类智慧也有这种可能。中国也有这样的资源。台湾有成功的经验，包括香港、澳门有很多成功经验，完全可以借鉴，但是要有技术。如果让这些经验非常快的变为大陆的财富，其实有很多的探讨的空间。我最近压力特别大，有一些答案，但是还远远不够。我希望集中大家的智慧。我和永光最近对话特别多，就是讨论技术问题、体制问题、项目问题，包括教材、课程研究，我们也正在做。

郭宇宽：我听问题听得比较着急，因为反复问王石、王振耀说你这个能不能肯定办下来？人家要考100分的人也不敢现在拍胸脯说就能考100分。而且从王石刚才讲的，体现出了我们中国做事有政治智慧。这个政治智慧是巴菲特他们理解不了的，巴菲特在美国算最聪明的，放到中国不算聪明。中国为什么这么聪明？前面反复说向他们学习，他们做的好。其实借鉴一下可以，中国人是非常厉害的。我举一个例子，前一段时间我按时学习一些官方网站，我就知道了一个人，突然炒作这个人，说这个人有多坏。这么坏的一个人竟然能得诺贝尔奖，这说明什么？就是中国人的素质高。我们今天应该感谢社会主义制度，我们中国人的素质确实可圈可点。前面的各位讲了很多的困难。我们以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中国最差人的素质都可以拿诺贝尔奖，所以我们是应该有光辉未来的。现在形势非常好，不是小好，而是大好，而且越来越好。

徐永光：下面请段伟红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财富传承的她的一些理想。

段伟红：我们对这个课题研究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从国际上来讲最早的课程是从01年开始，探讨家族的财富传承和发展问题。现在国内也有一些学校在办，包括清华、北大、长江商学院，他们强调的是物质财富怎么样管理、增值，但是作为一个家族到底有什么样的使命？就是刚才王石老师说的，财富和下一代的关系。我们想探讨的是财富与个人、与下一代、以及与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全球现在做的是斯坦福在做，一共有三个学校在做，我们现在也是对课程进行探讨，希望有三个模块，一个模块就是希望从财富观上探讨。一个是刚才王石老师说的能力建设，能力在西方来讲是上帝给了你这种能力创造财富，你更大的能力是如何把这个财富使用的对社会更加有意义。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课程设置，这是一个大的模块。第二个模块一个是精神财富，一个是物质财富，这两大方面如何来构建。另外一块，我们想请国家做得比较好的像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包括欧洲的一些家族过来进行一些案例的讨论。所以我们的形式是研讨的形式，也不能叫课程，就是请一些企业家来现在正在访谈阶段。明年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开出来，形式就是小沙龙和案例教研的模式。

翟艳：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社会使命和社会角色，我听了半天，大家还是在具体事务长谈的比较多，我没有听到每个人存在的意义在哪里？坦率的说，我刚才听的比较多的是空中的，作为我们来讲，特别关注的是基金会最终要关注社会问题，在这个层面我们看到真正有多少基金会是务实的，这块是真正的结合社会的切实需要的，能够通过和草根的NGO合作，推动公民社会的NGO并不是很多。我们看一下比例就知道了，有多少个NGO你们得到过过非公募基金的支持。也就是说非公募基金会的长期战略伙伴有没有？有没有这样真正的合作的精神。我们知道NGO不仅仅是草根层面，基金会层面的合作互动。我们特别高兴看到这样的论坛。但是真正在实务方面的合作有多少是需要提出来的一个层面。

另外一个层面，最重要的根的问题，我觉得在大多数非公募基金里没有解决，就是我是谁的问题，到底我想要什么、我代表谁、我的根在哪、我代表哪个群体说话，不清楚。我们看到很多的基金会，他们在企业里面有很多的成功，他以为企业的经研究可以替代社会的经验。我们人的智商水平在不同领域是不同的。可能你在企业的创业当中智商很高，但是在社会领域里面你还是一个学习者。在这种过程中，怎么样和草根有互动学习，这种经验看的还不是特别多。特别是前面反映出有这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在学习过程中，就是非公募基金会对自己的认知，这个是需要亟待加强的。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在这样全球不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中，我们作为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的领导者，我们的使命，我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草根在这个层面我们是不遗余力的，但是确实是需要有更高的引领。历史赋予你这样的机会，能不能勇于担当？我们真的是指日期待的。

马昕：非公募基金会如果把公益视为公益链的话，非公募基金会是居于比较上游的位置，它是资源的提供者。随着公益生态自然的发展，将来必然非公募基金会居于这个地位，其实在短期内可能大家有各种忧虑，因为有各种问题。但是我们想只要这个生态自己发展起来，自己平衡了，终于有一天非公募基金会会有一个很合理的定位。具体到每个非公募基金会怎么做？应该是一个自我选择、自我发展的过程。从政府的角度来，我们的使命有两条，一个是打开大门，另外一个就是悬上利刃。现在这两方面我们都有一些欠缺，但是我们还是在不断的努力，希望和大家有更多的探讨和交流。

徐永光：谢谢台上的嘉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