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希望工程30周年，称希望工程的贡献之一是”创新社会动员机制”。这是对公益事业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评价，也是第一次。

我30年一贯处在公益第一线，感觉应该以此破题，做一些反思，对30年公益进退设“四问”。

30年希望工程筹款总额不过150亿，只是现在全国一年公益捐款的十分之一，几乎微不足道。但是，希望工程最重要的突破就是社会化动员。在希望工程10周年时，我和康晓光主编了《第三部门研究丛书》，孙立平教授写了《动员与参与》，专门论述希望工程的社会化动员机制。

希望工程一开始，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借共青团体制的路径，或者说借体制优势开始筹款；二是完全开放，进行社会化动员。我们选择了后者。孙立平在书中照录了我的话：

我们一开始是投入巨大人力和成本，发出50万封募捐信，后来花钱在人民日报做募捐广告，解海龙的大眼睛照片家喻户晓，凌峰的希望工程百场义演风靡全国，百万爱心行动，1+1助学行动的一对一救助模式，邮局发明信片，电信发电话卡，央行发流通纪念币，拍电影《凤凰琴》，做大型纪录片，注册希望工程商标......社会动员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邓小平为希望工程捐款是匿名的，我们调查出来，捐款落实后，孩子们写信给邓爷爷的报道不胫而走。领导人以普通公民、普通共产党员的身份捐款，真实表达了慈善事业的纯粹性。希望工程10周年，国家科委评估组的“希望工程评估报告”表明，普通公众知道邓小平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占62.2%。领导人身先士卒，普罗大众不令而行。

评估组到除西藏之外的省会城市入户调查，16岁以上居民知道希望工程的占93.9%，为希望工程捐款的占63.5%。97.8%的捐款人表示，捐款是出自自愿，不是自愿的占0.6%，说不清楚的占1.6%。

时间过去了30年，当下中国公益的社会动员和公众参与度如何？有人说，希望工程太特殊了，不好比。那我们把当年一个希望工程和今天全公益行业的动员力做一个比较总可以吧。30年前，中国人普遍穷。孙立平说：希望工程是穷人帮更穷的人。

今天，中国有捐款能力的人起码有六七亿人，被公益机构动员参与公益捐款的到底有多少人。我没有调查数据，但从99公益日看，全国几千家公益组织、上万个公益项目参与的大型募捐活动，我相信有捐款能力的人99%没有参加，或者根本不知道99公益日。

更需要检讨的是，公益募捐的规则是，互不相识的人给不特定的人或公益项目捐款。希望工程肯定是这样做的，我在启动希望工程第一天就宣布：不向朋友募捐，不杀熟。而今天的99公益日，主要是在公益圈玩，自娱自乐，朋友圈杀熟。现代公益几乎倒退回到了传统慈善。传统慈善就是熟人社会的守望相助（孟子）。而且现在不少基金会做的是个人大病求助捐款，这也属于传统慈善，不是现代公益。

我已经有一篇《解放互联网公益生产力》，没读过的朋友建议读读。我附了一句很糙的话，读完了无动于衷的人可以离开公益，洗洗睡去。

今天我努力用数据说话，把全国互联网公益募捐平台筹款规模和4家公司的个人求助募捐做比较。《慈善法》出台三年，由民政部指定的全国互联网募捐平台捐款不到百亿；而水滴筹、轻松筹、无忧筹、爱心筹4家私人公司，三年为个人大病求助募捐超过500亿。前者是现代公益，后者是传统慈善；前者可以动员亿万公众参与，现在倒退到朋友圈杀熟，后者原本是熟人之间的馈赠互助，现在则动员了数亿互不相识的人参与，帮助数十百万困难人群解困。

毛病出在哪里？互联网公益募捐是有绳子牵着的风筝，如何飞得高？不归属《慈善法》管的个人求助互助平台则借助互联网放了卫星。去年水滴筹获中国社企论坛年度社会企业大奖时，我对他们说了4句话。前两句：“互联网激活传统慈善，志愿者化解信任痛点”。我说有了这两点，就能出现：“一人有急难，天下施援手”，公民互助“秒杀”解决。

美国的基金会有10万多家，自己有钱自己花的运作型基金会只占4.3%。美国年度约4000亿捐款收入中，其中13%左右、大约500亿来自于基金会的捐款。美国的基金会是撒钱的机构，而中国的基金会是吸金的机构，其中公募基金会、慈善会吸纳了大部分捐款，主要是自己用。中国7000多家基金会，资助型基金会不到1%。

中国的社区公益组织、草根NGO资助或购买服务收入，主要来自政府，这没有什么不好，政府采购多多益善，但这不正常。

去年南都基金会与国家行政学院共同做了中国非营利组织经济规模研究，即N-GDP研究。结果是，2016年，社会组织70万家，总支出6373亿，占全国GDP的0.83%，而创造GDP只有2789亿，占GDP的0.37%。公益GDP跑哪儿去了，两个原因，一是有不少钱做了政府的项目，二是没有形成基金会捐款支出与草根NGO服务的供应链，NGO提供社会服务是能产生GDP的。如南都基金会的支出几乎全部用于NGO的发展，就能产生相应的N-GDP。

中国的公益生态非常落后，不仅表现于有钱的机构和做事的机构没有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供应链生态圈，还存在一个困境：有公募资格的慈善组织往往浮在上面，主要向企业主募捐，而数量最大的社区服务机构不可以去企业向员工募捐。要形成中国公益慈善的新生态，必须回过头来学习美国创立于132年前的联合之路劝募模式，但中国现在只有一家联劝基金会。

联合之路每年在美国所有城市开展的公司募捐，是地毯式的一个不落。开展募捐活动期间，一般会请当地的一些优秀的社会组织草根NGO来介绍他们项目，员工在决定捐款的同时，会指定自己的捐款捐给哪一家机构，公司匹配的捐款也会到这家机构。即便在各种创新的慈善募捐模式层出不穷的今天，如给有钱人设立捐款人建议基金DAF、在线募捐平台的出现，联合之路在全球每年筹款还有近50亿美元。

在中国，可以改变中国公益生态的企业员工参与的联合劝募还没有起步。这正是为我们打造公益供应链生态圈留下巨大的空间，需要公募基金会、慈善会与公益服务组织联合起来，也是让公益文化、文明深入到企业社区，与政府一起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途径。

这次大会发表了福建催化区域公益生态的研究报告。在公益生态建设方面，福建后来居上，值得各地学习。

这个问题，类似李小云教授提出的公益“元问题”。

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早在1986年就编辑出版过《非盈利制度的经济学》，其中提出，慈善-公益事业的顾客是捐献者而非帮扶对象，即捐献者的效用满足才是慈善事业的驱动力。

这与我20多年前讲希望工程成功的秘诀如出一辙——“希望工程向社会揭示了中国农村地区教育发展和数百万儿童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严重现实，而儿童问题、教育问题、贫困问题，正是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希望工程聚合了这三大需求，建立了以需求为导向的资源动员管理机制。让需求—刺激—供给（捐款）—反馈成为一个不断放大的良性循环系统。在这一个系统中，捐款人有强烈的参与感和成就感。贫困地区受助儿童的成长，满足了他们精神上的需求，供给者同时又成了需求者。捐、受双方互为需求，互为供给，双向受益”。

这就是公益经济学，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而没有捐赠人需求的满足，公益等于零。

我们做公益的很多人不懂得这个道理，总是喊着，让捐赠者帮这帮那，甚至帮帮我们公益人吧。你搞反了，你要说：我在帮助你，让你的捐款花得有效益，让你有成就感，睡着觉都能笑醒。

借题发挥，说了这么多。一言以蔽之：30年公益进退如之何？社会动员机制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互联网公益的风筝线何时可以挣脱？公益供应链生态圈建设的道路还有多远？社区公益、员工公益起步了吗？公益驱动力的的伦理误区走出来了吗？“如之何”包含三个意思：怎么样？怎么了？怎么办？

这三个问号就留给大家来解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