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蓝煜昕。我今天作为学界代表参加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20年会“观察者说”环节，分享的题目也比较学术一点，即：“从现代性到共同性”。

有这样的思考，一方面是最近参与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世界公益慈善指数”项目，进行了很多国际比较和关于现代与传统关系的思考；二是本人的一个重点研究领域是基层社区治理。2020年会开幕主论坛上，项飙老师讲“共同性”与“公共性”的区分，把我们从“公共性”拉回到社区和基层，更加强调慈善和生活的关系，这一点和我关于慈善与基层治理的思考是非常呼应的。

所以，我今天的分享主题也与此相关。针对过去一年对公益慈善领域的观察，我今天从三对关系和三个关键词讲起，分别对应的是我眼中的年度挑战、年度争议和年度趋势。

韧性——常态与非常态

第一对关系是如何处理常态与非常态之间的关系，对应的关键词是韧性，这是今年公益慈善行业面临的核心挑战。

疫情这种非常态的环境，为整个基金会乃至公益慈善行业带来不少挑战。对比2008年汶川地震作为中国公益慈善和志愿组织集体亮相的一个契机，今年的疫情对于基金会和公益慈善组织来讲，更多的是挑战。

基金会在做了大量工作和贡献的同时，也暴露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相较于一些非正式的组织，包括校友会和志愿者网络等，经过十多年发展起来的基金会已经相对建制化。在疫情发生后的应急状态下，很多正式的基金会反而受体制和既有经验惯性的约束而无所适从，组织之间的协作以及基金会与政府、慈善会的协作也不够及时和充分。而对整个公益慈善行业来说，相当多的一线服务机构更是遭遇到生存危机。

在评价过去一年的行业表现时，对照我们提出的韧性分析框架，我们发现疫情背景下的基金会行业无论在能动性、还是敏捷性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反映了整个行业系统在组织生态结构、过程、能力、文化等方面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增加行业内部粘度和外在韧性？我想这正是基金会论坛2020年会主题“因势聚力、协创未来”的价值所在。

嵌入——官方与民间

第二对关系是如何看待官与民的关系，对应的关键词是嵌入，这是今年公益慈善行业面临的一个核心争议。

过去一年，关于官办机构和民间机构之间的关系，如武汉红十字会和韩红基金会之间的对比，或者对“99公益日”募款情况的解读等，都在行业内引起广泛讨论。慈善会体系在“99公益日”当中募集了大量资金，于是民间产生很多讨论，发出了一系列疑问：是不是“国进民退”？是不是官办机构挤压民间力量的空间？是不是官办背景的组织入场、掠夺了民间的资源？

我个人并不认同官办背景机构和民间机构之间存在这样的对立，甚至认为官民二分这样一种认知方式本身是存在问题的。例如99公益日中的慈善会系统在很多情况下是分享公募权，真正劝募和使用资金的有很大比例也是草根组织，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官民不能截然分开。

但是透过这一争议和“官-民”或“国家-社会关系”视角，我们的确看到这样一种日益明显的现象，就是这里的关键词——嵌入。从政策层面、政府层面、国家层面来看，未来公益慈善面临两个关键趋势，第一个是基层治理，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报告当中可以具体体现，政策关注如何让慈善更好地在基层发挥治理功能。第二个是第三次分配，现在还在探讨当中。

前段时间，我们的领导人尤其赞扬了民国时期南通的民营实业家张謇，代表了中国商业文明和企业家慈善的一种导向。当然还有乡村振兴这样的国家战略，也会引导公益慈善力量协同。政策层面的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在发展和治理中强化了对民间资源的吸纳。今年朱健刚老师提出“治理吸纳慈善”的概念，同时也有学者提出叫“双向嵌入”。官办机构在进行社会化的同时，民间机构也更多地趋向于要跟政府合作，因此在民间和官方之间呈现出一种嵌入的现象。

共同性——公共慈善与地域慈善

第三对关系是公共慈善与地域慈善的关系，对应的关键词是共同性，公益慈善的地域化、社区化在这一年成为愈发突出的趋势。

前一段时间我提出中国慈善版图正在发生变化，指出地域慈善和社区慈善已经成为很重要的趋势，官和民的区分意义在减弱。在前几天2020年会“公益慈善基础设施”议题的平行论坛上，我发现承办方邀请的嘉宾正好也区分了议题型基础设施组织的代表和区域型基础设施组织的代表。2012年左右，中国社会组织培育相关政策出台后，地方和基层出现了大量社会组织创新中心、培育中心、孵化中心，经过七八年的发展，省域、县域的地方公益慈善生态开始逐渐形成。

我们研究西方的社区基金会时发现，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慈善会和社区基金会很像，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性组织。只不过慈善会与官方关联比较紧密，且资金投入在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慈善领域。当下，社区慈善发展非常迅速，全国范围内已经有180多家社区基金会。同时，互助类的慈善在过去几年也迅速发展。

今年9月，我去广东梅州留隍镇调研，当地四十多个村自发建立了微信“乐善群”，外出打工的乡亲通过发红包的方式进行小额捐赠，回馈本村进行扶贫济困、助力家乡建设等。相比于“大慈善”，“乐善群”是村民间互助方式的体现，每个村民都对家乡饱含情感，肩负起对家乡的责任，真正做到人人慈善。以“乐善群”为例的互助类慈善，对我们乡村文化和共同体的建设具有独特价值。

我们还需要注意，在过去的公益慈善相关研究中，我们是否割裂了慈善、社工、志愿者三者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在向区域慈善和基层治理迈进时，大家现在开始探讨三个方向是否应该整合起来。所以我观察到这样一个大趋势，就是区域慈善和社区慈善的兴起，以及传统文化要素的复兴，从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历史的轮回。

西方的慈善现代化讲究分工和理性、专业化和职业化。与之不同的，区域慈善和社区慈善讲究参与、互助，通过非正式的机制做事，包含了很多情感的要素。当传统中国慈善向现代化发展时，慈善开始回归和吸纳传统的、乡土的、地域的要素和情感。就像项飙老师在开幕主论坛上所提到，我们不要把慈善想得那么专业、那么高，要让慈善变成每个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我把公益慈善追求的这种价值叫做“共同性”，它处于私和公共性之间。

在三个关键词的基础上，我要表达一个观点——面对这些现象或趋势，接下来我们不仅不能回避，还要去拥抱它。这些趋势既有挑战，也是机会。比如官和民的双向嵌入。

在分析“99公益日”时，我们发现，慈善会看起来有很庞大的收益，但在区分募捐平台和慈善会背后的劝募主体是谁时，我们会看到，因为慈善会具有公募资质，所以很多民间组织依托于这个平台募捐。实际上，募捐倡议和使用资金的人，既有民间力量也有官方力量，二者之间形成了互动嵌入的状态。这种嵌入状态携带了很多官方资源，在明确适当边界的前提下，民间组织需要看到其中的机会，合理地利用这种资源。同样，共同性也代表了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

如果将三个关键词结合起来看，嵌入和共同性实际上正好能回应非常态下的行业韧性挑战。行业韧性要求系统内部有粘度，粘度从哪里来？第一，行业需要有多中心，共同性也就是区域化、社区化，代表了多中心的趋向。有了多中心，行业才更灵活、更敏捷。其二，嵌入是整合、合作的架构，我们既需要多中心，又需要整合，就好比在疫情中，行业不能完全靠自发的秩序，还需要整合的力量。所以嵌入有利于共同性，同时嵌入和共同性又可以共同作用于韧性的建设。这就是我们公益行业所需要的一个结构。

中国公益需要一场新“上山下乡”运动

最后，我想提出一个新“上山下乡”运动的倡议。如康晓光老师所说，我们当下处于“超慈善”的阶段，各种慈善样态都聚集在一起。西方慈善发展历史比较强调现代化的过程，而中国慈善基因中有太多文化和动力来源，包括传统儒家文化、爱国主义、红色文化等很多来源。

中国慈善当下正处于1.0、2.0、3.0同时存在的时间点，所以中国慈善，尤其是议题导向的组织，还是非常需要现代化，需要专业化、职业化、规模化，需要追求正义和公共性，这部分叫做“上山”。

但是今天我要强调的是“下乡”。和百年前文人志士推动的中国乡建运动一样，是一场宏观层面的改革。在改良派与革命派的一番争执后，有一群人说我们要到基层去，真正在基层改变乡村、改变我们的国民。

在当下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下，中国慈善也许还要再走“下乡”的过程，我们要运用传统的文化要素，包括互助、参与、责任等伦理道德和情感资源，去关注基层的、区域的社区慈善和组织生态建设，使慈善成为每一个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成为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感、个人价值实现的一部分。在操作上，要构建区域、尤其县域慈善共同体的三个层面：推动民、官、商的跨界协同；推动慈善、社工、志愿者的融合；推动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社区组织的生态链建构。

这就是我今天主题“从现代性到共同性”的意涵，使慈善成为分别向“崇高事业”和“生活习惯”发展的双向运动。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