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刚：非常感谢各位你们准时回到会场。我是光华集团的总裁，光华慈善基金会的执行理事长。这一场是我们跟企业家对话，因为过去在国外以及在今天大陆慢慢出现的就是另外一个资本主义或者资产的资源，会从企业当中流到我们第三部门当中，所以今天特别安排一个环节一个半小时，我希望可以让不同的企业家跟我们分享，怎么样让它最好地结合，来带动最好的社会效益。
我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每一位嘉宾，每一位嘉宾都特别忙，他们都有不同的各自的一个，他们的经历，还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我希望先介绍他们，有一些你们可能很了解了。
张帆，红杉资本的创始人，特别在做公益创投当中，有很多的丰富经验，希望等一下可以邀请他来讲很多。
徐永光老师，大家都非常熟了。
刘晓光，是首创集团的副总裁，等一下刘总可以跟我们分享大家的经验。
王平，友成基金会的理事长，他的企业的经验，包括慈善的经验是双轨发展，产生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杨平，孙冶方基金会的，希望等一下可以跟杨总更多分享你对企业家的贡献的看法。
钱为家，康师傅集团控股的副总经理，康师傅也在各方面的社会公益以及投资，以及各方面都充满很多企业家精神在里面。
首先我希望，今天我们的对话是，我们没有给予他们每个人十分钟的富余的演讲时间，但是我希望通过几个关键的问题，每个人一两分钟，我们可以对话，多一点儿地交流，来带动各位更深刻地对企业家在非公募基金会或者说社会公益当中的角色。
我先讲几个不同的看法，因为有一些人讲，企业家做公益是不是帮助企业发展品牌的一个工具。有人也讲企业家做慈善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企业，或者说他赚的钱用不掉、也用不完，剩下一点儿小小的资源留在非营利事业，也不妨是一个好事儿，或者是有人也讲企业家做慈善是不是为了出名？其实我希望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坐在台上的各位嘉宾，他们来到这里不单是，我相信我了解的他们，就首先不是为了出名，是为了怎么达到一个更高的社会效益来存在的。
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德德鲁克先生他曾经讲过，管理有三个任务：
一、管理者的角色，就是界定时间、使命。
二、把参与者还有员工达到高度的满足感。
三、实施、实行社会责任，把企业的目的跟社会放在一起。
里面没讲到赚多少钱，也是没讲到利润最大化，不管你一个非营利组织或者说营利组织，我们的目的都是实践我们的使命，让我们的员工充满精彩、满足感，还有得到社会效果。当然比尔盖茨先生也讲到创新的资本主义，把资源的定义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的布局。
最近在2006年年底12月份我们有一个全球的战略大师米高波特，他有一个文章写得非常好，因为他是研究战略的，他就讲到一个字，我们常常讲是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叫CSR，但是他提出一个新的观点，是CSI，企业、社会融合，所以说企业应该把企业的使命与战略，已经放在社会利益的同等重要来形成。等于如果你要把一个企业的使命与战略靠近这个社会的公益来发展的话，等于公益或者是社会的责任就不是一个人力资源总监、一个公关经理来做了，是总裁或者主席来做。我现在看见越来越多的机构、企业、也朝向一个CSI的发展，但是数量多吗？不太多。
也有人讲现在企业可以有企业1.0、2.0、3.0，企业1.0就是有些企业存在还是为了生存，他们肯定是利润最大化，争取每一分钱用在自己的发展的头上。但是有些企业是已经到达2.0的阶段，就是他已经有富余的财产与利润，这个富余的利润可以做回馈社会的能力，我们就说这个是企业社会责任，可以通过捐赠、环保各方面推动义工工作来做。但是也看到像刚才米高波特先生讲的有些类似，有些企业已经跑到3.0的状态，3.0的状态不但是一个把钱捐出去，他还要求把自己的企业作为一个平台，产生比现金更大的效果，所以可能有些人是专门聘请一些需要有特别帮助的人士，他们的产品和服务标准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人才培养中他需要更多的高层管理者有企业，不但是企业的专业的服务能力，也有对公益还有对公共发生事情的发展的敏感性。
我相信现在已经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企业参与在公益发展当中，已经越来越专业，投资也是越来越精明，还有要求时间、要求效果。所以我希望第一个问题各位企业家可以给我一个个人的分享。现在讲企业家，我现在看到刊物当中600多家的非公募基金会当中，企业形成的基金会其实为数不多，不是很多，我看起来少于100家，企业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可能是企业家、这个老板，肯定是对他对公益的要求卓越，要有一定的要求或者使命。但是同时产生的这个非公募基金会它的目的有什么结合的办法？还有企业家的使命真的可以通过所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来实施吗？
我希望钱总可以不可以先跟我们分享，康师傅集团你成立这个基金会，好像这个有没有把企业家他的使命与基金会的目的来双结合。
钱为家：谢谢主持人，我先抛砖引玉一下子，但是首先我可能要先澄清一下主持人刚才对我个人的简介，事实上我今天是以徐老师的朋友被邀请到这边来的，我是对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CSR蛮感兴趣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中国未来，在结合产官学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所以说我对这个论坛很感兴趣。
当然这跟我过去的背景有些关系，在康师傅来讲通常被称为甲方，在一般公关公司一般被称为乙方，但是除了甲方和乙方之外，我过去个人也在台湾担任过第三部门的工作，就是在台湾的分支机构，它等于是做全球的义诊、培训跟失明防治的一些工作，所以它算第三部门，但是更早之前我在台湾也担任过第四权，就是媒体的传播的工作。所以说在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里面，我觉得每个领域各有专长，而且各有专业。像这两天会议听下来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概念，很多的NGO前辈他们也开始鼓励个人、公司、机构，应该从传统慈善走向比较专业的，现代的公益的这样一个观念，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想法跟可以付诸行动的方向。
但是我觉得在中国大陆这边来讲话，社会伙伴这个概念还少一点儿，但是在台湾或者欧美来讲的话，会结合政府的政策、法律的知识会结合企业的一些CSR的社会成本的自我管理或者是社会投资的提供，以及结合NGO的社会创新的发展，就像最近两天也经常听到他们能够在二、三十年前就把整个的眼科手术设备整合到一架飞机上面去，然后飞行到全国各个发展中国家去协助失明的防治和预防，这样一个创新的活动都可以彰显出NGO伙伴的服务，社区居民、第一线民众的这样一个蓬勃的创造力。当然学界也可以为整个社会伙伴提供一个很好的调研或更具说服力的一个基础，那整合在一起就会有1+1+1大于4的这样一个效果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在未来在企业的非公募基金会，或是NGO之间的一个整合，能够彼此交流，而且有更多的出来的话，而且是比较中长期的，应该会有更好的整体社会成效出来。
李志刚：我们叫社会价值链，其实有很多链条在这个范畴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角色，但是这是一环扣一环，刘总可以分享一下首创的看法。
刘晓光：这么多的非公募的基金在一起，我想可能是第一次吧，另外还有很多公益组织在一起，提供这么一个大的平台、舞台我觉得很高兴、也很激动，我还真没想到，我觉得我今天参加这个会来讲我觉得很有收获。
从企业的，我们的公益基金也好，公益组织也好，我觉得它是融合的。比如说我们从首创的角度来讲，一方面我们自己从事着环保的产业，比如说水、污水，下一步可能衍生倒垃圾处理、焚烧，就是跟我自己的产业，实际上跟公益的事业是结合一起的，从产业角度来讲，本身也有他的公益的特点，或者是环保的特点。第二个来讲的话每一个企业在执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中，我觉得公益、环保可能是他很大的一个责任，这个是从社会角度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责任。从我们的实践中我也想体现了这一点。这么多年来在抗震救灾中我们大概捐赠了一千多万，在风雪暴中大概捐赠了600多万，第二个来讲我们首创是以我们为主吧当时，联合了一些企业家，我们大概联合了一百个企业家成立一个非公募基金，实际上我觉得企业的使命跟社会公益的使命，我觉得是能够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它应该是一致的。当然我希望来讲，更多的企业家能参加到公益事业中，更多的企业来讲能参加到公益基金中来，使我们的这个事业能够更加壮大。
李志刚：谢谢刘总，下面我想问杨总你的看法怎么样？
杨平：我在阿拉善生态协会兼了三年多的秘书长，对这一百多个企业家心态有一些体会，应该说，如果说分一下类的话，那么三分之一是有志于公益和环保事业，三分之一是想到这儿来交朋友做生意，还有三分之一是介于中间，有一点儿环保意识，但是也想出名，也想交朋友、也想做生意，它是一个非常混杂的利益和心态的一个结合。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体会就是企业，尤其是作为一个非公募基金会的负责人，管他什么心态，只要有百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有利于公益的心理，我就要把它有道出来，然后把钱拿到社会公益事业的平上，然后你要有各种手段，你可以以立以来诱导它，你也可以以大道理来说服他，多管齐下作为公募、非公募基金会的秘书长，就要这样，不然的话你会发现你是一个书呆子，没有什么用处。
但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企业的愿景、使命和他的私募基金，非公募基金的设计之间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一个很开放的标准。既鼓励把这个非公募基金会作为一个社会平台，社会工具，推动社会的发展，在管理中间，在他的理事会结构中间，然后不断引入非企业的这种社会力量，引入非企业的这种所谓专业团队的力量，然后来形成一个独立于企业的一种属于社会的平台，这个是非常理想的。
但是与此同时我也认为，在今天中国的公益事业的发展中间，应该鼓励企业非公募基金会有这样一个发展的机会，和自己企业的战略结合起来，战略公益，这个本身也没有什么错误，只要这件事情有利于社会事业的发展，跟企业的利益结合得相对紧密和相对松散，我觉得只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从非公募基金会的事业的发展角度来说，要鼓励这个企业往这个方向走。走到最理想的状态，我们很欢迎，走到为企业自身的利益，为企业的谋名、为企业谋利也欢迎，只要他的钱和他的资源是流向社会公益的就是好事儿，我就谈这些看法。
王平：这个题目我觉得是非常好，叫企业家的使命与非公募基金会的目的的结合，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叫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所以这个是非常合适的，就是我们有企业家，我们还是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做扶贫的。那么这样一个企业家和公益组织的目标和使命，是怎么样统一起来，怎么样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它本身就应该是统一的。尽管我们可以说企业家有他自己不同的诉求，我们基金会做扶贫也有我们的诉求，但实际上我们不妨看一看，我们所有的诉求其实目标都是围绕着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人，我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所以我们基金会总是强调我们的理念是以人为本的，那么以人为本的话，为什么说我们企业也是应该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所做的这些产品和我们所营利的这个利润的金钱为本？我想这个道理是很明白的。我们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所瞄准的是人的需要，不管是人的物质的需要还是精神的需要，他只要满足了这个需要他就可以成功，相反如果他不是从需要出发，不是从人的本身出发，而是从自己的利润出发，或者是从其他的需求出发，这个企业肯定是做不长的，既使是成功了可能也会失败。所以作为以人为本，就不会出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当中说的，剥削人的剩余价值到极端的程度，最后把这个资本变成了人的异化，就是异化成了一个不是对人有利的，从而也不是对企业家有利的，走到反面去。
所以我觉得我们企业家，如果从最根本的问题上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了，为人，那么我觉得这个企业的利润在有富余的时候你就知道应该做什么，同时企业在做营利的事情的时候，要照顾到你的社会责任，这是从企业来讲。
从基金会来讲，我想我们做公益项目，也有一个是为人还是为事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比如说我去盖希望小学，我是为了盖房子还是为了教育，这不一样，为了人，我去具体做一个物质上的捐助，我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还是因为最终人本身的受益，这个目标又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强调一定要让人在我们这种公益的项目的这种实施当中得到提高、得到发展、得到机会，那么我们有人说得到成长，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根本的目标。
所以我们友成基金会把以人为本作为我们的目标。
那么从使命上来讲我们觉得我们双方也是一致的，在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讲就是老子讲，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其实就是扶贫的概念。那么有余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什么东西余了，什么东西不足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余的是什么？我们物质上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经济上已经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了，我们企业的利润大幅度地提高了，那么我们缺什么？我们是不是穷富之间差距扩大了。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当中的这个国有企业，在大幅度的后退，社会的职能在大幅度地下降，那么国退民进，进的是市场、进的是经济，进的并不是社会，在退的时候是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同时相退了。那么这一块出现的问题、出现的空间是什么？就是社会问题的巨大的社会问题不断地出现和增加，那么社会公益的需求，也就是我们第三部门的责任就显现出来，那么这个不足谁来补？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很清楚。谁有余谁来补，企业家有余，物质上有余。
那么还有就是精神上有余，就是我们这些致力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社会和谐的这样一些有识之士，那么我们是看到了这个需求，我们是要做这个，补这个不足的，这就是我们的使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不是和谐的，这个就不是一个很好的生态。那为什么？老子又讲了人之道损不足以俸有余，那么就是做反了，你越多我越巴结你、给你，而且我们都随大流，都放一个方向去，最后就翻车，那就是说走到一个极端以后，我们再用极端的方法再去改变，那就是农民革命、起义或者是造反，或者是流血，这样的一个结果对谁都没有利，企业家愿意看到吗？我想不会，坛坛罐罐都打烂了你那些财富都到哪儿去了，那么这个结局是大家都看到的。那么这个损不足以俸有余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我们第三部门就是肩负着这么一个责任，如果说看到这个使命的话，我们第三部门就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平衡的、公正的力量在社会上壮大起来。使这个社会生态更加健康，在健康的、和谐的这种社会环境下，我们的企业家你也可以长治久安、可以持续发展，这就是企业家的使命和非公募基金会的目的的结合，谢谢。
李志刚：谢谢，非常好。
徐永光：主持人今天出手很高，一下子就是使命和非公募基金会，我特别想讲的还是一些比较低级的问题，就是我们的企业参与公益事业，它的理性不理性的问题，然后最后讲到非公募基金会，那可能到了一个比较高的这个理性阶段。那么现在这个企业参与公益事业，有一些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他的这种参与我把它分成三个层次。
一，极端不理性。
二，严重不理性。
三，一般不理性。
极端不理性是什么，把钱送给政府，实际上是高级的权钱交易。公益事业捐赠法规定，只有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的时候，政府可以接受捐款，但是平时这些企业把钱送给政府，或者送给有政府背景的一些慈善机构，然后谋取利益，这是极端不理性，或者是带有某一种犯罪目的。
这个里面有一个主动的权钱交易，但是还有一条是被动的权钱交易，摊派，政府说你给钱，不给钱不行，他也就拿钱谋几个事，一下子搞了十个亿，政府下文件按照营业额摊派，最后企业也交钱，我觉得一个是主动的权钱交易，一个是被动的权钱交易，这是极端不理性，它是破坏了我们的法度，破坏了企业的公平竞争，也破坏了我们的公益慈善的一种运行的规则。
第二个是现象不理性，这种严重不理性很普遍，我经常跟一些企业家讲，我说你们做生意的时候，每一分钱都斤斤计较，计较得那么精密，捐款做慈善一点儿不精明，稀里糊涂拿钱，拿完钱以后做什么不知道，这个奇怪的，你这个怎么是糊涂？做生意那么精，怎么做慈善、做公益怎么那么稀里糊涂，这是严重地不理性。
还有一种是一般的不理性，这种一般的不理性非常地普遍，企业捐款，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捐款，我相信99%是捐硬件，当然就是汶川地震是特殊的，就是平常企业捐款，他也是要捐就是捐房子，盖出一个房子我上面挂一个牌，当然这个始作俑者是我，希望小学都给他挂牌的，一般是不会捐服务和软件的。实际上我相信在国外的一些企业捐款，捐款盖房子的很少，主要是捐给一些公益福利机构，社会慈善机构去做服务，做项目。所以我们这种一般的不理性是非常地普遍，需要改，这次汶川大地震借到的钱都没有服务的钱，都是硬件的钱，所以见人不见物，这个是普遍存在的。
我不占太多时间，非公募基金会很少把自己的钱拿去盖房子，非公募基金会他一定会把钱用在社会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创新性的一些项目，或者一些创新性的机构，一定把钱用在这些地方，可以以小搏大，以很小的钱撬动社会的资源，而且推动社会的创新。
好我先说这些。
张帆：我觉得主持人提的第一个问题是涵盖范围非常广的讨论，我只是针对我自己在投资和扶持中小企业和中国的民营企业发展的这些有限的经验里面，谈一谈我对企业家，他们自身企业的诉求和使命，和他们个人或者企业参与到公益慈善里面，这两条路之间的结合做一个简单的发表意见和评论。
第一，我觉得的中国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在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作出了很大的突破，包括利润空间，包括目前对中国GDP的推动，但是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本身运作的过程中，他在商业决策的制订方面，在企业本身的发展策略制订方面，相对来讲比较宽松、比较粗放，中国的企业家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其实享受的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宽容的商业环境，包括法律法规的缺失，保证中国自身资源的这种丰富的供给，包括利用中国的优势与世界经济接轨经济模式的诞生。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企业家反而要提倡公益？对他们来讲公益不是第一个优先考虑的方向？我觉得至少从我的分析来看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可以联想到刚才杨总提到的观点，我们可以考虑企业家的战略和公益是结合的。中国的企业家很多，他们在企业运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充分地利用自己手上的资源，这间接造成了自身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其实是有很多短期的利益驱动的目的来制作商业策略，从而造成了其实这个企业做大了、做强了，其实根本性的核心竞争力并没有提高，在这样一个宏观大背景下，让他去看到公益，让他看到参与到公益事业里面去，其实有非常直接地对他的经营和战略发展，有非常直接的益处，所以这一点也是从很低的层面上让企业家看到做公益就是对我有利，我可以说一个事情，本来有的企业在招收员工的时候，其实他的标准和他的这种高层次的人才来源，并不是非常广泛，他本身也没有在这方面作出非常强的人力资源策略的制订，现在你把自己在人力资源这方面的一些考虑，可以和社会公益还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群，他们那边急需工作，现在中国社会上其实是供大于求的劳动力市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如果你稍微多花一点儿心思，让自己的商业策略多往这方面倾斜一下，既达到了公益的目的，又让自己招到了高校的人才和员工，这个是直接的战略和公益的结合。
另外一点，有的企业是资源型企业，现在所做的行业是跟国家的行业问题有关系，跟环境有关系。你现在是非常粗放地运作，你没有关心环境，好像现在你的企业很赚钱，你的利润率比较高，但其实企业家会发现，如果我多花一点儿心思，如果我在采用哪一种技术，采用那一种对环境有利的技术方面，多花一点儿研究，多和NGO，多和专家进行协调和沟通，他会发现成本降低了，对环境有利了，达到了双赢。所以针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企业家比起国外那些处于充分商业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家来讲，这种战略公益的结合，在哲学上更容易得到解答。我们现在在很多事情上，只要企业家把心思放在这里，只要他能够内醒，有那些粗放的地方，有哪些漏洞，既做到的公益事业的贡献，又让自己的利润和长久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得到了提升。那这种结合不是很高意义上的结合，是很低意义上的结合。但是我要提醒企业家，在考虑做公益的时候，我建议你做战略公益。刚才杨总提的观点我非常赞成，我建议你做的战略公益要内向型，不要外向型，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在一个社会、政府很支持你的这么一个环境下在发展，法律法规并不健全，税务税收并不健全，许多一系列的情况，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希望你内向地看，我不要打着公益的渠道再去抓资源，像社保案或者其他一些有目的性的公益，我建议你的战略公益是内向型的，看自己有哪些效率不高的地方，地达到了公益，又提升了自己作为一个企业的，堂堂正正地，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跟别的企业同伴叫板的，有竞争力的，有长久发展远景的企业，从这个目的出发，不是再去抓更多的利益。
谢谢。
李志刚：非常感谢各位刚才讲的，有不少人讲，金钱是没有国界，也没有国值，金钱用在不同的人手上要产生不同的效果，金钱用在企业家的手中，跟NGO的手中，有可能不一样，但是肯定是带来的结果跟他的使命是有关的，很多人都比较关注非公募基金，尤其是企业形成的非公募基金会，最重要看见它就是背后有多少钱？很多人的目光只不过放在金钱上面，但是我发现应该企业家，应该不止于关注金钱，很多人都讲，因为我在德鲁克管理学院，我可以只教一科，我比较懂得一科，就是创新，与企业家精神，尤其是帮助非营利组织，怎么带动企业家精神？我的确发现现在的很多非营利组织，比较缺乏的就是企业家精神，我现在看见各位只要在职场上面，在企业方面，身经百战各位老总们，他们都有企业家精神，我看肯定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希望提一个问题就是，企业家所支持的成立非公募基金会，的确他们有什么优势？但是也有什么弱点，你有什么优势？你有什么弱点？我看弱点就是我们结合这个机会，优点我们就应该把它充分地发挥，把资源，把机会用得更好，先从王平女士那儿讲。
王平：讲到企业家的优势，我们是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肯定还是应该我来先讲。
我讲的是我们企业家参加非公募基金会，首先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对于我们把社会创新，支持社会创新，社会企业作为我们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的方向来说，我们认为我们的企业家可以有非常大的贡献，那么我们在社会创新对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传播，对社会企业的支持和孵化，我认为社会企业家是有独到的见解和特别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所以这一点我们在这一次理事会上，我们把这个提出来专门有一个下午的时间，友成各位企业家理事们，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宝贵意见，我们知道企业家精神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创新精神，当然它还有其他很多的个人的品质，一些天赋素质甚至是，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上，在年轻人当中，实际上我们有相当多的人也是有他们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创新的精神，有待发挥，他们不一定都去做营利的，这种商业的企业的创业，还应该引导他们做一些公益的创业，这个原因我们大家就不用说了，这是一种需要，巨大的社会需要，那么以往我们的教育当中，往往是忽略了对于人们这种创新创业这种独立的能力的培养，和这种创新意识的培养，那么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企业家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了，特别是有社会未解决社会问题而产生的这样的社会的企业，相比国外来讲，我们是非常非常少的，这就是我们把这个当作我们的一个工作方向，获得了企业家高度的认同和支持，那么我们希望做的，而且实际上有很多基金会在做，就是在青年的公益创业上，获得企业家们的指导，那么我们对社会企业的精神，就是创业精神的概括，我们提供我们三个A的概念，首先一个A就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二A是创新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的对于社会的发展的是有更公平、更正义、更有效地一种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第三个A，是方法，最后就是有行动，而不是仅仅停留在理念上，这些是我们企业家们最善于行动力和创新力，所以我们也曾经请过张帆先生作为公益创投的先驱者和商业创业的先驱者，所以我们会把一些商业的理念，就是昨天我发言当中，提出来的VC的概念，这个创投的概念，和PE的这种概念，就是我们说是股权投资，但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我们对于一个创业的企业，和对于相对成熟的企业，这个社会企业怎么帮助？那么会吸取他们的经验。
谢谢大家！
李志刚：刘总，你认为企业的基金会有什么优点？
刘晓光：我觉得企业家支持基金会肯定有优势，刚才大家讲了责任，企业家精神中很重要的是责任，我觉得很多优秀的企业家是有很强烈地责任感的。
第二个来讲还是实力，你像我们在发起阿拉善基金也好，阿拉善基金会的过程工作也好，100个企业家他们，他们掌握着很大的资源，如果他们把他们的资源集合起来，支持这种非公募的基金，支持这种公益事业，那么我想力量很大。
第三，传播性，接触的人非常广，比如说我们经常国际上的一些投资者，国内的投资者伙伴，互相影响，我觉得来讲，对于公益基金，非公募基金的支持，渠道也非常多，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企业家们的素质，他的管理经验，包含财务的管理经验，项目的组合的实施的管理经验，那么对于将来非公募基金将来项目的实施组织的过程中，肯定也有很多的借鉴东西，当然也有弱点了。
弱点我想可能一个是企业家确实很忙，你让他每一天拿出来20%的时间来做公益，或者一年拿出多少个小时，多少个天，对企业家确实是一个考验，一方面要做自己的企业，一方面要做这种公益事业，做非公募基金的事业，这是一个弱点，第二个弱点来讲，把企业家组织起来，做成一个很大的基金，或者做成一个很大的公益组织，也有很多难处。
你像我们把100个企业家组织起来很难的，各有各的想法，有时候我们一开会，开到夜里3点，当然有些东西是很正常的，很民主的东西，我记得当时最早成立我们阿拉善协会的时候，我拿出了一个名单，这个名单是什么呢？是理事的名单，那么大家马上就感觉到，说这不是你们国有企业，我们是一个民族的组织，另外讨论一个课题，讨论一个项目，那也争论很多，很长时间，把这些企业家组织起来，协调在一起，形成共识，共同来实施一些行动，我们将来可能有很多比较复杂的情况，这需要来讲不断地磨合，我想来讲可能还有就是很多企业比较杂投向，我觉得每个企业做这种非公募基金也好，可能方向将来要更专一一点，我可能是做环保的，我可能做公益多样性的，可能是像更专一一些更好一点。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