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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德峰:大部分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不全面
2010年10月29日 作者:段德峰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早上好!今年年初提出非公募基金发展论坛,我们就在做准备。我们的报告分为五个部分,一是简单的从理论上理清一下为什么我们非公募基金要做机构。这个问题大家之前有很多争论的,特别是相对公募基金会,我们非公募基金会为什么要做信息披露,这是没有一个高度共识的,所以在这里有一个简单讨论。第二部分是在调研的基础上简单描述一下国内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把信息披露的原因做了更详细的描述,而且做了分析。第四部分提出了简要的信息披露的框架和指标体系。第五部分希望指标未来能够有一些应用或者得到非公募基金会的认同和参考,去用这个指标。

第一部分,简要的说一下为什么非公募基金会要做信息披露。

第一,从公益信托理论逻辑来分析,在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做过一些论述,为什么非公募基金会也要做披露,大家看一下图表,一个财产的转移,刚才康老师也提到,非公募基金会作为社会组织,是社会工具,也有义务,作为受托方向公众披露信息。

第二,公益产权的理论。我们谈到可能是当下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非公募基金会设立里面,我们法律提供框架成立非公募基金组织,但是事实上很多非公募基金会并没有发挥当时立法或者政策法规的一个立法目标。

直接进入主题,描述一下现状,这可能更有意义,讲起来会更有趣一点。

事实上我们调查的问卷是多于65家,我们得到65家基金会的响应和回复,我们做更深层次的分析。大家看到这样的图表,大概有40家更多信息来自于民政部网站的信息公开。这是很有趣的,如果大家稍微琢磨一下会发现,真正最关心基金会信息披露的其实不应该是政府部门,恰恰是一些受益人和捐赠人,我们发现信息在政府部门的网站上。如果政府不要求披露,这40家或者更多基金会的信息是看不到的。从另一个层面,我相信在座的300位同事并没有在民政部门或者民政部门网站看到基金会的信息,点了半天找不到链接,这是很现实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信息披露的渠道比较单一。

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就是法人的信息披露,很多基金会的理事长是谁,我们是看不到的,在他们的年报看不到的。在民政部信息才可以看得到的,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国内有法律的规定,担任另外一个组织的法人是不可以担任基金会的法人的。真正有话语权的基金会的权威,可能不是理事长,而且可能在国内是95%的基金会理事长说话不算数,真正说话算数的是出资人。像一个企业的老板是最大的捐款人,但是他不是理事长,是另外一个职位,所以我们发现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事。当然反过来我们想一想,也要反思一下有没有必要一个组织的法人就不能担任基金会的理事长,这是一个问题。

前面报告当中也专门谈到治理,我们发现65家中间真正有信息披露,我们拿到披露的,其实治理结构非常的少。大家可以看一下图表,是非常少的一个比例。

项目预算的信息披露,只有8家披露了比较详细的预算,其他的都是没有的,甚至一些很细的数字都没有披露。这是很细的东西,很难用言语表达清楚。

再一个是关联性披露,这些信息是挺重要的,对利益相关者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很难得到这些信息。我们通过调研和分析,发现数据真是这样的,非常多的信息没有看到。

大概有一个概括性的描述,个人发起和联合发起的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状况会好一点。比如说南都基金会,是很多个人或者组织联合发起,而不是一家独自发起,就是一个人拿了两千万做一个基金会。这样多人发起的基金会相对来说披露信息稍微好一些。第二,民政部登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信息披露状况稍微一点。大家稍微想想也可以明白,其实民政部批一家基金会很严格,短则半年,长则两三年。所以确实起到了筛选的作用,但是这个筛选的效率到底怎么样还需要另外探讨。

第二,信息披露的主要动力来自政府部门的审查需求,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没有政府要求年报的话,更多的信息我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得到。我觉得这是不正常的,政府恰恰只是一个底线,比如我们的户口在公安局登记的,平常公安局不会问你干什么,只有在违法犯罪的时候才找到你。我们最多的信息是民政部拿到,这个是不利于非公募机构本身发展的。最后信息披露的对象局限于政府和捐赠者,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一些基金会进行信息披露,但是更多的是直接针对捐资人的。但是针对捐资人的信息披露通常不是一个全盘的。可能只是告诉你这十块钱去哪了,而不会告诉你整个今年的一千万到哪里去了。所以这样的信息披露是不完善的。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也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我们调研了很多,试图尝试调查有200家甚至更多的基金会,我们知道非公募基金会差不多有900家左右,我们发现有“三无”基金会,基金会为什么叫三无呢?通常没有专职人员,第二没有固定场所,这都是我们国家基金会条例规定必须要有的,第三他们无预算,无预算不是说没有钱,而是钱花了没有预算。这样的基金会,我们大概估算了一下大概在50%以上,可能更多的基金会是“三无”基金会,这个问题是谁的怎样,怎么解决呢?我们可以专门探讨一下。

我们大概说一下哪些原因造成信息披露的不全面?第一,事实上法律有很多规定,其实我们没有能力监管或者执行是一个问题;第二,发起人和管理层对信息披露和高调慈善的误解,其实我们也和一些基金会的领导交流,至少他们有些是很勤勉尽责的。不过他们觉得大家都不披露,我们披露了,是否人家觉得我们太高调了。这是一个问题,很微妙,大家可以体会这个感觉。当你旁边的900家基金会都不披露的时候,就你这家基金会披露了,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局面。再一个是缺乏民间的监督和评估机制。我们去年大会也讨论这个问题,民间很少有人有能力、有时间来关注非公募基金会,在个体上缺乏民间的监督。我们和媒体同事有过交流,媒体同事也试图关注这个事,但是找到报表很困难,因为曾经有媒体的人打电话说怎么样也找不到民政部登记的100多家基金会的报表,我们发现这些基金会从来没有报过年报,在地方上可能一两年、三两年不去报年报是有一些的。另外有一些机构没有专人或者兼职负责信息披露的情况,有些基金会是不会做财务报表的,自己也看不明白,所以别指望他提供一个报表。

另外,我们觉得很重要的,募捐市场缺乏竞争,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有找钱的渠道,你有找钱的方法,所以大家认为披露不披露就是其次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公募基金会论坛推动的行业自律的问题,未来我们会对信息披露有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

最后,我们觉得缺乏一个规范有效的信息披露标准。有的基金会目前人手和财力不足以支撑它把工作做得非常好,这需要一个外部的中介组织支持,我们也希望瑞森德能够在这方面给大家一些志气,或者是和大家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这是我们分析下来对信息披露障碍形成的几个关键点。

刚才也提到信息披露最主要的信息关注者,一是政府,二是捐赠者、三是受助人,第四是社会公众媒体、研究机构、合作机构这四个方面。

再用一点时间说一下指标体系。我们的指标是这样的原则,定性和定量结合,我们也知道不能够把基金会所有披露的东西都量化,所以有些是描述性的。另外是财务指标和非财务指标的结合,同时也是希望基金会能够把对过去历史的描述和未来的预测,比如说上市公司说未来半年内营利会达到什么样,给社会公众有一个预期。在整个信息披露指标上面分为定期和临时性的信息披露,中间还会有更细的划分,包括推荐的披露资料和必须的推荐指标。因为我们希望整个指标体系给非公募基金会领导人有一个参考,我们中间可能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一些推荐的指标让大家参考。

这是更细的框架,我们参考英国、美国、菲律宾、台湾等地方,飞到全世界一些好的、比较优秀、或者是比较规范的,能够为这些利益相关者所认同,信息披露的标准、方案。国外一些基金会是通过视频来披露,有报表或者网站等相关的信息,我们做了一个梳理,按照一个大的框架,基本信息、治理信息、管理信息等等框架。我们希望报告最后有一个索引,便于使用这个报告,帮助相对对财务不怎么精通的人看得懂这个报告,我们有一些辅助的规范。

我们给各地民政部提供了报表,是一个年度性的。我们参考国外或者其他地区好的规范,希望有一些临时的重大信息要及时披露,不管对捐款也好或者公众也好,有临时性的披露指标体系。

这是指标应用的架构。我们基金会发布信息后,把更详细的信息发布出去,容易被信息需要者获得或者解读的方式来发布信息。同时能够被公众,被利益相关者方便的查阅到。而不是你故意藏在财报链接之后,让他找不到这些信息。最后我们希望有更多专业的机构或者媒体、政府部门或者是第三方解读这些信息,未来有可能中国建立自己的民间基金会排行或者是评级体系,这样对使用者更加油耗。

这后面是我们的E-mail和电话,谢谢大家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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