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张帆 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嘉宾：
刘晓雪 南都公益基金会项目副总监
王亦庆 阿拉善SEE基金会资助项目经理
吴军军 正荣基金会理事长兼项目官员
黄奕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刘涛 社会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陈一梅 中国发展简报总干事
前言
本论坛聚焦“具体”和“过程”两个词，即聚焦到每一个基金会个体案例面对的挑战，呈现某一项目的计划、开展、调整过程。
刘晓雪：景行计划的项目设计与调整
景行计划的战略规划，刚开始是由理事会确定了一个大方向。2011年，成立项目组，通过系统调研确立了景行计划的两个核心：一个是行业持续发展，一个是行业带动。
实际过程发生了几个很重要的转变。第一，变深。第二，变简。第三，变厚重。
所谓变深，指对推动持续发展的思路进行演化。在调研阶段，我们对此的认识是比较笼统的，觉得只需提供管理费、行政费作为支持，帮机构把环境润滑和活化起来就可以。但是，开展过程中，我们发现这样做并不一定有效。因为很多时候机构的发展还是需要核心业务的突破和扩展才能持续下去的。
所以，第二阶段我们分析了NGO本身发展模式的独特需求。得出结论：对于NGO发展来说，有两种钱是最缺的，即新项目研发资金和管理提升的费用。所以我们又对机构进一步的需求做了分析，提出结合机构的发展特点有针对性地资金支持的观点。
第三个阶段，我们正在考虑。我们发现过去两年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提供上述支持。但是，这些支持毕竟能够惠及到的机构还只是一部分。怎么样创造更加可持续的资助生态？我们正考虑是否能够探索一种新的规则，这个规则能够更适用于公益组织的持续发展。
所谓变简。在2011年调研阶段，我们发现，民间公益组织未来的发展需要以下三个层次的需求：1、“专”的需求，即专项能力的提升。2、“深”的需求，即深层次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组织。3、“新”的需求，即创新的组织，新的议题，新的问题，特别是以特别创新的方式解决老问题。
所谓变厚。随着资助的伙伴开始增加，我们也在考虑，在有些议题里面的伙伴比较多，是不是这个议题领域的伙伴之间他们可以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但是这个还是有很长的路要探索。
总结：景行项目，从设计到实施、调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三个平衡。
第一、研究和实践的平衡。我觉得前期的系统调研非常重要，但不能一味的调研下去，而是在实施过程中不断的丰满和调整之前的项目设计。
第二、项目和机构之间的平衡。项目要服务于机构。
第三、人的成长和项目的成长，资助型的基金会尤其要关注这一点，因为资助型的基金会本身是人开展的工作。一定要注意这些人的思考和反思，怎么成为这个机构或者项目的财富和经验，同时新的人又怎么在这个项目当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王亦庆：阿拉善SEE基金会及劲草同行项目的定位
SEE基金会，最初定位是用十年时间解决阿拉善的荒漠化问题。后来经过几年的发展，发现难度比较大，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做阿拉善的工作。所以，在2008年前后设立了基金会，而且是长期把策略稳定在资助型的方向。
2009年-2011年，资助小项目。这些项目散布在环保领域之内几乎所有的议题，数量多，额度小，方向散，标准不清。
2011年-2013年，战略的聚焦和调整。向南都学习，资助枢纽型机构。通过大机构带动一些NGO将一些议题网络化。比如三江源保护，湿地保护，还有工业污染、防治这些话题。关健词是“规模”和“成效”，我们有一些大项目群，资助量在飙升。
2013年到现在，基因的外显化，项目的可持续，产品化和可视化。将来还需要完成的就是通过项目筹资。但是，我们除了要调动企业家的钱，还要调动企业家的经验和知识，同时能够带来企业行为上的转变。
分享案例：劲草同行项目。劲草是SEE和GGF 2012年12月发起的一个项目，主要支持成长期的机构。在环保上，成长期的机构基本上面临三个比较大的问题。
一个是机构核心业务的明确。
二是机构长期的定位、模式。
三是团队专业化构建和稳定资源多元化的拓展路径。劲草计划连续支持这些成长期的机构三年，在支持过程中构建由GGF的顾问和SEE的企业家组成的导师进行一对一的陪伴式的辅导。这个项目所调动的，不仅仅是资金的灵活运用，更是思想的汇聚、智慧成果的优化、经验的传递。
吴军军：企业背景下基金会的成长战术
正荣公益基金会，分享基金会怎么从企业当中脱离出来，成立基金会之后怎么做资助，做了资助，怎么在公益圈里面找好自己的立足点，然后就是在公益圈里面获得认可，希望给刚成立的、有企业背景的、不在北上广的基金会一些经验。
战略和战术相结合。战略是不容易产生的，也不是通过咨询就可以产生的，所以如果没有明显的战略，就把战略放一边。然后主要用战术，走一步，摸索下一步。
第一个战术，成立基金会前，先独立资金运营。将包括整个公益项目的预算、行政费用的预算独立出来，只有独立出来，在运用这笔资金时我们才不会因为要通过企业整体财务而产生不必要的程序上的麻烦。
缺乏项目经验时，从公益前辈那里寻求项目合作。在合作的过程发现自己的特色。
第二个战术，不给自己设限。当初很多人问，你们基金会有没有一个固定的领域，或者怎么来做？我们当时自己的想法就是不给自己设限。有一个大的原则作为前提，在这里面缩减。因为我们觉得，我们不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所以有可能在我们所能担负的成本之内，我们都可能做一些尝试。
基金会提倡创新，创新怎么来？别人有新的想法，你都不给他一个实践的机会，这个创新怎么办？所以，我们的微公益平台有两个基本宗旨：一个是给创新的思想以成长的机会；另一个与机构合作创新，这涉及到具体的项目。
分享案例。在跟西部阳光合作开展项目时扩充了这个项目，并将其适用于教育类的NGO的组织。后来在江西资助了一个做社区大学的草根NGO。这个项目创始人想通过志愿者支持来办一个社区大学，但是因为经费问题而举步维艰。在我们的支持下，他从具体事务性工作中跳出来，做一些支持性工作，从而做到了推广和可持续发展。
所以，后来我们将这一概念加以拓展和延伸，和平台进行合作，跟他们建立伙伴关系，让他们自己推动自己家乡或者本土的项目开展。而我们的工作则集中在监督资金使用、项目开展质量上面。
黄奕：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自我认知
带着镣铐跳舞的基金会：首先，招商局基金会是一家企业基金会，所有的理事都是来自于企业内部，公益并非他们所熟知和擅长的领域。其次，限于我们基金会的性质，我们有央企定点扶持的任务，这让我们放不开手脚，我们带着镣铐跳舞，怎么样能够舞出自己的空间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思考我们的逻辑是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一般情况下只有想清楚我是谁，我要去哪里？才会去做。中国大多数的基金会是会先有资源，然后想做什么事情，问题是什么和为什么往往被放在最后，我们其实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首先，我是谁？
在基金会的工作当中，我们其实同意一句话，就是人性的因素是最重要的，金钱不会给你带来智慧。人性中不止包含人的能力，还强调谦虚、正直的品格，更强调人性当中的开放性和现代性。同时，不仅是善恶的问题，不仅是爱心奉献的问题，是从自我奉献的自由能够过渡到自发性的道德和公共精神上。所以我们做的不仅仅是伦理学上的有爱心，或者做一个善事，我们希望它能够是一个社会正义层面的东西。
其次，资助者教育。
我们要做理性的公益，就是理性的投资人。公益也是需要有投入和产出模式的。它跟商业一样，有一般的规律，需要有投资管理，需要有公益投资的理念。公益投资同样要选择投资的方向，确定投资的规模，规避投资的风险和评估投资的效益。
基金会可以被看作是一个投资机构，它既是一个引擎，一个发动机，又是一个稳定器。作为投资机构来讲，为什么你不是一个大善人，你不是一个大散户，大家愿意把钱放到你这个地方，让你做这个事情，就像你做商业投资一样，愿意让你做公益投资。要有专业团队，风险控制和行业研究。
第三，做什么？
基金会都是站在价值链的上游，只是公募和非公募的不同。在我们成立第二年的时候，把自己在做的事情分成两类。一类是人道救助类，一类是价值推广类。
人道救助类，针对人生存的权利，比如你有吃饱饭的权利，有上学的权利，或者你生了病以后恐惧的权利等等，这个是我们认为我们说的“鱼”。价值推广类，它的目标是生活质量，或者更美好的社会，它是“渔”。
价值推广类希望有更加理性的思考，人道救助类希望过程是透明的，模式是清晰的，是无条件的。价值推广类是团队能力，是有条件的，希望有动力，希望所有的项目伙伴在当中有各自的参与，有各自的角色。人道救助类的效果评估是定量的，捐资了多少钱，救助了多少孩子，这个是用数量评价。价值推广类，效果评估是定性的。所以，人道救助类项目是方式，价值推广类项目是方法。
“鱼”跟“渔”到底有什么区别？“渔”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问伙伴，或者各种场合问多了三点水，你认为多的是什么？很多人说，多的是技能，或者多的是做事情的方法。但是，我们说如果有了水，这个水污染了，这个水里面还会有鱼吗？我不但给了他鱼，还教给了他钓鱼的方法，但是面临的是一潭死水，这个钓鱼的方法还有用吗？所以，我们认为三点水应该是社会生态，你最终将改变的是一种社会生态。
第四，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作为外部机构，我们认为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加强社会上各种事物的内在联系，将其投射到人在社会事物当中的行为上面。
我昨天在同样一个会场听到互联网的一个设计，讲到互联网的一个社区，我当时得到很大的启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昨天的那场，昨天有一个工程师讲2048的时候，他其实提到社区是一个网，是一个不规则的网。一个人如果在社会上是一个孤立的点，可能你的行为不会被放大，也不会被缩小，但是你只是一个人，你的幸福感是不可能的。
但是，如果说你能躺在一张网上，从这个人到国家之间有各种不同的点，把它织成一张比较密集的网，有可能这个人的幸福指数是增加的。所以，基于这样的理念，我们制定了我们的项目三个原则：这个项目是不是有助于唤醒起人的自我意识，是不是有助于增加人的多元化选择，是不是有助于强化人的市场权利。
第五，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现在更强调社区共治的模式，社区各个利益相关群体如何通过参与获得生产和分配。这是我们做事情的大的逻辑。比如我们在其中一个项目当中做的模型分析，村庄会有什么样的利益相关群体，村庄内部有这样的一些利益相关群体，村庄外部有这样一些利益相关群体。他们如何去回应一些社区的公共需求。因为在中国，二元体制下，城市有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在村庄是缺失的。
分享案例：2012年我们跟北京的农合之家一起合作，将当地的农协中的一些骨干培养成老师，然后对外来机构和乡村组织进行培训。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设计了几个模块，第一、乡村文化体系和人文价值的探索。第二、有没有一个行政策略可以将文化视角融入乡村发展。第三、转型背景下乡村文化及人文价值的变迁与社区多元共治。
另外，我们也为社区中正在执行的项目引入一些新的概念，比如为中国而教是我们的一些项目，我们没有把这个项目仅仅定位为支教项目，而是更多地看成是青年人成长的项目。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田野营合作，一起做一个教育种子计划，希望青年人去到社区，他们在现场里面如何观察社区，如何描述他们自己所在的这个场地，而不仅仅是他们仅仅作为一个老师。所以，除了我们作为支持方，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些支教志愿者能够跟社区有更加紧密的结合，甚至对中国这一部分的了解，能够比他们之前深入很多。
在我们做的项目中，其实我们是希望利用社区组织的优势，可以推动整个价值链条的协作，不仅仅是两个机构之间的合作，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参与者在当中的平等对话和协同。
作为一个资助者，我们其实已经走过了六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不断在学习，思考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环境下，还有在我们自己命题作文的框架下，我们能做什么？
当然，这个探索一直都在进行，这当中有几句话，我们越来越认同。比如对社会影响的评估应该涵盖行为的评估、方法、效果，以及他的价值观。我们认为没有人买单的需求，不是真正的需求。还有崇尚自身利益至上的主体在行为中更会自爱，负责。
刘涛：资助之路的中国实践
我们把之前访谈了江浙、广东一带的基金会之后，我们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首先，对基金会的性质进行分析：我们把基金会放在一个系统（社会环境）里，这里有捐赠人、基金会、社会行动者以及社会问题。
我们认为基金会本质上是有一定目的的财产集合。从整个链条来看，基金会价值实现的过程是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影响的过程。基金会输入的是资金和支持，输出的是服务，它输出的时候会带有一定的价值观。
接下来具体分析基金会本身。我们可以抽象为能力、价值以及外部环境三个方面。
价值和能力属于内部：价值包括基本信仰和价值观；能力就是资源、非物质的东西。外部环境：社会行动者，社会问题和社会能力。
第一，价值方面，“一切慈善都是个人化的”，这句话什么意思？首先，对公益慈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念和价值，所以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做判断。其次，价值与价值之间并没有高低之分，需要自己去选择。最后，价值的选择需要很慎重地、客观地去看待。
第二，能力方面，是否有能力去实现既定目标。能力可能包括资金、人才、技术，还可能包括一些制度化、管理层面的信息。
第三，外部环境，组织主观感知的环境。主观判断会影响组织的行为策略的选择。所以大家对客观环境的判断是不一样的。有时候是一种支持，可能是一种需求，我们统称为环境。
其次，基金会扮演的角色：
第一，供奶员。NGO缺少奶源，本土基金会要承担起供奶的责任。供奶员自己相信的价值，就是他的使命。他提供的社会价值是给社会组织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并进行价值倡导以改善捐赠人和公众的关系，从而使这种支持可持续。
第二，拼图家。专注于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相信社会问题是复杂的，不存在单一有效的解决方式。它提供的核心价值，通过拼图实现对问题改善或者根本解决。资金用户上面，可用于项目、能力建设、组织发展等各方面，即它不太限制资金用在哪儿；在行动者方面，也不局限于NGO、政府、研究或者个人；风险偏好，愿意承担风险尝试新的解决方案或者培育组织。
第三，吹号手，也是一个喇叭。发现问题并且倡导解决，他相信意识到的问题并使之纳入公众日程是关键的。让大家关注某个存在已久的问题，从而让该问题得到解决。资金用途方面，也是不局限于发起项目、资助研究、搭建平台、联合倡导。在行动者方面，也不局限于NGO。风险偏好是优先选择有影响力大、能力强的合作伙伴。
第四，助产士。资助一些新生的组织，催生新的行动可能。提供的核心价值是催生社会行动的主体或者社会问题的不同解决方案，支持一些还在前沿的，或者探索性的，或者风险比较大的一些组织，或者一些问题解决方案，探索出来，然后使整个社会受益。资金用途，可用于核心业务，或者建立组织发展资金池。行动者也不局限于NGO个人、研究机构、社企均有。
第五，布道者。分享自己的一套信仰体系，或者通过行动践行和传递某种价值。提供的核心价值是多元价值。资金用途可用于核心业务，或建立组织发展资金池。
总体来看这样五种角色，竖向来看，第一，分析能力，拼图者对分析能力的要求最高，我们通常说一个基金会要有一些能力，或者它的能力很弱，我们界定了六个方面的能力。拼图者可能对问题分析的能力更高，其他能力相对而言要求较少。第二，资金筹措，布道者和助产士都需要有很好的资金筹措的能力。第三，伙伴关系，拼图者和供奶员需要很多伙伴。助产士的伙伴关系也是。第四，捐监测估能力，最强的是供奶员。第五，行业合作，吹号手最强。
陈一梅：资助与受助共同体的五位一点
我曾经在不同的资助型的基金会工作过，也在被资助的非营利组织工作过，我现在所从事的中国发展简报，是一种行业支持机构，主要提供信息基础设施方面的服务。从这几个角度来讲，我讲五点。
关于资助和被资助机构的关系。我认为资助机构和受助机构是个共同体，要高于链条当中的上下游，要高于系统当中对立的，或者是单向的流动等等，甚至高于生态概念。
这个共同体当中有五位一点。
第一，基金会要低一点，基金会实际上是一个绿叶，真正实现推动社会发展，是要靠共同体的另外一半，非营利组织来一起合作的。所以，资助型的基金会应该有耐心，善于倾听，要谦虚，尊敬非营利组织，尊敬他们的志向和创新的想法。
第二，NGO要高一点，NGO在能力方面，特别是国内的NGO有很多内部、外部的因素制约自身能力的提高。所以，各方面的项目管理、资金筹措、传播、监测评估等等，都是需要再高一点。
第三，共同体合作再深一点，相互影响，相互学习。
第四，远一点。分享一个“精细”的事例。昨天在新闻上看到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做了一项关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自组织方面的一项研究。我们特别惊喜，如果只是清华大学的学术研究，你不觉得是什么，但是能出现一个基金会的名字在里面，我不知道他们是资助的角色，还是参与的角色。如果一个基金会能有把社会议题摆出来做深入研究的理想，真的公益行业有特别大的潜力，这是一个惊喜。
最后一个远一点，就是愿景和理想。基金会有没有愿景和理想能看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或者现在已经很复杂的，很艰巨的问题，能不能把它作为你的使命来实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