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旻昊 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我们期望十年、二十年之后，在浙江杭州，有一所在世界上备受尊崇的、立足中国大地且极富中国特色的高等学府：西湖大学。这里将拥有世界上最杰出的一批科学家，培养最优秀的青年人才，从事最尖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科研教育机制，为中国的高科技可持续高科技发展提供强大的引擎和支撑，为世界文明做出无愧于中华民族的贡献！”
施一公，这位在中国科研领域及教育界极具声望的人物，这样描绘着西湖大学的愿景和未来。而西湖大学的举办者及捐赠资金的接收主体——西湖教育基金会，承担着为西湖大学募集捐赠以及全面支持其日常运行所需经费的重任，这个重任，现在正扛在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刘旻昊的身上。
“我在跟时间赛跑”
十多年前，“钱学森之问”曾为中国高等教育带来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个问题，跟“李约瑟难题”（其主题是：“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一起，对当代中国教育进行着审视。
2018年2月，西湖大学正式获批。西湖大学借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规模和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定位于研究型高等学校，主要开展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着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秉承“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聚焦理学、生命与健康、前沿技术等方向，设立一级学科，并注重学科交叉，力求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创新方面有所突破。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区别于目前主流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西湖大学采用社会力量办学模式。学校办学经费来源主要为举办者出资、办学收入、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及人才政策支持经费和政府扶持资金等，而日常运行经费主要由西湖教育基金会承担。通过这种方式，既保证办学的非营利性，又能发动社会力量支持高校发展。
带领西湖教育基金会为西湖大学募捐，就是刘旻昊和她的团队目前的主要工作。
西湖大学
西湖大学是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借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规模和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秉承“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的办学定位，聚焦理学、生命与健康、前沿技术等方向设立一级学科；由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或其他顶尖人才领衔组建相关院系，进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偏重理工科，随后面向本科生。
西湖大学的前身为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由施一公、陈十一、潘建伟、饶毅、钱颖一、张辉、王坚七人倡议筹建。2018年2月14日，教育部正式批复同意设立西湖大学。杨振宁任西湖大学校董会名誉主席，钱颖一任西湖大学校董会主席，施一公当选首任校长。
从最初的自己一人，到目前17人的基金会团队，刘旻昊一直在和时间赛跑。团队的壮大背后是日益成长的西湖教育基金会。马化腾、王健林、王东辉、陈一丹、张磊等超过30位社会贤达为西湖大学创始捐赠人。截至2017年年底，西湖教育基金会的到账捐赠额约7.7亿元人民币。
尽管如此，刘旻昊脸上并没有轻松或满意的表情。为了支持一所像西湖大学这样体量的学校，刘旻昊心里有本账。
西湖教育基金会
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成立于2015年，是浙江省民政厅批准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会是西湖大学的举办方及西湖大学捐赠基金的筹资主体。西湖教育基金会理事会由施一公、饶毅、钱颖一、潘建伟、陈十一、张辉、陈越光以及其他社会贤达构成。
“按照西湖大学未来的成熟期的规模（即三百位教授、副教授在校）计算，西湖教育基金会每年对大学的支持，需要在10亿到12亿元之间。”这些经费主要将被用于支持教师的薪酬待遇、学校的运营等日常开销。
“科研的过程从投入研究到出成果，到最后实现转化，很难预测其周期，短则可能几个月，长则可能十年、二十年。因此，学校的稳定运行是一切的基础。基金会需要为大学正常运作、科研项目推进保驾护航。”
为了实现这种较为长期的稳定性，刘旻昊肩负着把西湖教育基金会做成一个永续基金池的目标，也就是说，在未来，可以靠着基金池的利息或收益维持西湖大学的日常所需。
200亿人民币，尽管与耶鲁、哈佛动辄三、四百亿美金的基金体量相比，远远算不上巨无霸，但是据刘旻昊的估计，实现目标依然需要八到十年的时间。
“目前，西湖大学已有较高的知名度，也受到社会各界的持续关注，但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依然还有很多。”刘旻昊告诉《留学》。
《留学》：西湖大学有国家支持、又自带光环，目前筹款情况也很不错。为什么你觉得是在跟时间赛跑？
刘旻昊：从社会心理来看，可能跟做投资一样，项目在酝酿和筹备的时候，热情是很高涨的。因为认同感和想象力会给它加上很美妙的色彩。西湖大学是一件社会广泛关注，大众积极参与，国家重点支持的事情，也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情。她的每一步发展，都是探索，创新与挑战。这样的创新，更需要从理念到现实，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实现，这非常有难度。西湖大学是一所研究型大学，科研有一定周期性，也许不是那么快可以看到具体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影响到捐赠情况？我个人其实一直有这样的紧迫感。但是我始终相信西湖大学的模式，我相信我们引进回来的世界一流的科研人员，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出最好的科研，回报社会。
《留学》总编辑王阳（右），采访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长刘旻昊。
中国第一所新型研究型大学
中国主流媒体这样评价西湖大学的创办：“西湖大学任重道远，既要以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又要趟出一条基金会办学、国家支持、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治理结构之路。”
所谓“新型”，施一公曾经提到，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金会办大学，一是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刘旻昊向《留学》进一步解释道，“西湖大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所非营利性的新型研究型院校，定位是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比如，前几年西湖大学只培养博士生，之后考虑逐渐下沉到硕士及本科。西湖大学专注于基础科研，同时也非常注重科研的落地和转化。之所以这么定位，是希望能够真正为社会带来效益，推动社会进步。”
若放在全球范围来看，西湖大学正在借鉴的办学模式，成功案例则并不缺乏。在施一公于2018年5月26日在第二十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的演讲中，他提到了三个可参考的案例。洛克菲勒大学成立于1901年，在过去117年的历史上产生过25位诺奖获得者，却“从来没有超过100位教师，现在的规模稳定在75位左右，主要以生物医药为主”。加州理工大学建成于1891年，建校以来有6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们熟知的钱学森先生也是来自于加州理工”。斯坦福大学也成立于1891年，“我们常常觉得不到3000教师不是一所大学的感觉。斯坦福大学有2000多位教师，建校以来一共过81位诺贝尔奖得主。”
施一公还特别提到，美国的私立大学和美国公立大学在公益性方面几乎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全方位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于社会、世界和全人类，“唯一的区别是美国的公立大学更加注重当地利益。”
西湖大学的另一个“新”，在于其“校董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就是要避免举办权、办学权、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不分，举办者不能直接办学，要尊重办学者的自主权，行政权和教育权、学术权必须分离。西湖大学的基金会办学模式、董事会治理结构，究竟怎么运行，还有待观察。
对这样的管理模式，有媒体评论认为，“设立西湖大学是创新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机制的一项新举措，对于我国探索政府支持下调动社会力量集聚一流学术人才、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具有重要示范意义。”
《留学》：公益办大学在欧美是比较成熟的，可否分享一下类似的成功案例？
刘旻昊：国外的案例很多。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斯坦福、哈佛、耶鲁都是这种类型的学校。而不得不提的是洛克菲勒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办了三所著名的学校。一所就是洛克菲勒大学，其实这所大学很小，而且只专注于生命科学一个领域，但它是生物医学领域拥有诺贝尔奖数量前三的机构,目前已经有25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第二所是芝加哥大学，也由洛克菲勒家族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另外一个，可能也是我们最熟悉的：1917年成立的协和医学院。这些历史给我的启示是：公益办大学是超越国别、超越时间的，能为人类留下福祉。这样的境界特别让人动容，就像过去的人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礼物。如果我们能把西湖教育基金会、西湖大学也做成这样，那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洛克菲勒基金会
洛克菲勒基金会最初设立于1904年，成立之初名为公共教育基金，创办资金一亿美元。后于1928年与劳拉•培尔曼•洛克菲勒纪念基金合并，加上老洛克菲勒新的捐赠，到1951年资金达到3亿多美元，2000年超过33亿美元。
洛克菲勒基金会坚持最初的捐赠传统，关注点始终是教育、健康、民权、城市和农村的扶贫。其捐赠时间跨度之长、规模之大和成就之广泛和显著，可以当之无愧地执美国及至全世界慈善事业之牛耳。洛克菲勒大学、芝加哥大学、标准石油公司、大通银行、洛克菲勒基金会、洛克菲勒中心、现代艺术博物馆、以及在“9•11”中倒塌的世贸大楼……翻开美国史，洛克菲勒家族无处不在。
刘旻昊博士于伦敦海德公园。
科学家做公益可以更严谨
刘旻昊小时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乖乖女”，她头脑灵光，但读书不算用功，成绩一直徘徊在班里前五、六名左右。她的父母都是医生，后来父亲从商，家境也不差。刚上小学时，家人就安排她学钢琴，每每看到别的孩子在玩，父亲却叫她练琴，她总是很羡慕。但即便这样，她也会乖乖练琴，就算哭着，也要把一天的练习任务完成，这不是因为她很听话，而是骨子里有种不服输的基因。在那时，她的性格里就藏着一股子旁人尚未发现的要强，她认为既然选择了学琴，那就要学好，就像她未来面对学业和工作一样，认准了就会想尽办法排除困难，做到让自己满意。
14岁那年，父母开始跟她商量是否要出国留学的问题。“老实说，当时真的年龄太小，就觉得出国去读书好像很有意思，跃跃欲试地想走出去瞧一瞧，开开眼界，并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任何困难。但父母却跟我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他们问我‘你一个人出国，自己要处理那么多事情，能搞定吗？’”事实上，刘旻昊从小就有阿姨专职照顾，自己不用操心生活琐事，而出国读书无论大小事宜都要自己亲历亲为，这对她来说不啻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但她敢于冒险的精神在那时就初现端倪，她并不觉得离开自己熟悉的“温室”，离开父母，去独自闯世界是件多么可怕的事情。于是，16岁时，她做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个勇敢的决定，放弃已经考上的重点高中，不走别人口中更轻松、更稳妥的道路，而是独自一人背上行囊踏上了赴英求学之路。要知道，那还是21世纪初，高中就独自留学的人还不像如今这么多。
“第一次出去英国的时候就是我自己一人，父母没有陪伴。我记得当时手提一个40公斤的超大行李箱，里边什么都有，身上还挂着包，也有十几公斤，一个巨大的相机挂在胸前，16岁的小女生，就这样天不怕地不怕地去了！”刘旻昊边讲边笑。
到了英国不久，地皮还没踩熟的她，又“大胆”地给自己转了一次学，让旁人都直呼不可思议。
“我最初在英国读GCSE的时候，去的是父母在国内找的学校，去了之后觉得不是特别好，学校里英国本土的学生不多，大部分都是国际生，这对学习语言，以及了解当地的文化都不太有利。”于是刘旻昊就自己着手申请转学，并成功申请到一所当地人口碑中的“种子高中”，有着牛津、剑桥、帝国理工等一流大学的极高升学率。“这件事，让我爸妈也惊呆了，他们没想到我会这么有主见，有这样强的行动力，后来他们也会问我‘当时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高中毕业后，刘旻昊考入了顶级学府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学生物化学。
刘旻昊博士与Rob Yan博士
大学选择读什么专业，也是刘旻昊自己遵从内心做的决定。“其实生物这个科目在当时的国内初中并不太受重视，记得我们的生物课经常被数学、物理老师占掉。我最有印象的生物实验也只是解剖青蛙，考试也都是靠死记硬背。但是我在英国读A level的时候，遇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生物老师，她叫Mrs B，是一位人特别好的老太太，她喜欢用引导性的教学方式，鼓励我们向她提问。她经常爱说一句话，‘没有愚蠢的问题，只有愚蠢的回答！’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对生物建立了浓厚的兴趣，觉得它真的很美妙。高中毕业时，正好遇上了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时代，然后我就觉得，既然我对生物有兴趣，又碰到一个生物学科快速发展的时代，那我何不就把生物好好学下去，于是我为自己选定了biochemistry（生物化学）专业。”
进入生物化学领域之后，刘旻昊在帝国理工一路学习，取得许多成绩。在核磁共振实验室，她不仅实验做得好，论文也受到好评，发表在英国评价很高的期刊上；她还曾代表学校出去作报告，并且拿了一等奖。作为英语并非第一语言的中国留学生，在国外的学术舞台上受到肯定，学习的满足感，以及获得的成就，让刘旻昊有了继续在生物化学领域深造的想法，于是，她又继续攻读PHD。这一次是生命科学领域，分子生物加生物物理。深入进去之后，她很快又发现了新的兴趣点。
蓬勃的求知欲促使刘旻昊从英国回到了国内。“结构生物学是生命科学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小分支，NMR核磁共振其实只是里面的一个具体方法学之一。我当时很想要拓展一下，学习一些新的东西。后来我就来了清华，到施老师（施一公）的实验室，做他的博士后。”
其实，还有另一件事让她也产生了回国的想法，在国外读书期间她听说了国内的“毒奶粉”（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她和同学一起商量，想着能不能用高通量核磁共振检测技术做一个独立第三方的质检机构，为国内的同胞们带来识别的方法及信心，“当然，这件事很难做。我回国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对施老师的敬重。你知道英文‘mentor’（导师）这个词，他不仅教你做事，他还影响你做人。”
刘旻昊还记得自己申请施一公教授博士后的情景，“我给施老师发了一封邮件，说想申请他的博士后。然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那天是周末，当时我在英国养了三条狗，我记得打电话的时候，那些狗还在那儿乱叫，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施老师说他邀请我回来面试，我想说挺好，正好可以回家看看爸妈。所以当时我说施老师，机票很贵啊，他就笑了一下，可能也觉得这个姑娘很实在，他跟我说，这个没问题，我邀请你来（面试），机票当然是应该我来cover。”
刘旻昊在核磁共振技术上的专业知识正好是施一公实验室里的空白，她顺利成为了施一公的博士后。“回国后并没有依赖已有的知识，而是拼命学习的是全新的东西，比如X射线晶体学和后来的冷冻电镜。做了一段时间研究后，后来我又成为了施老师实验室的助研。”
在跟随施一公的学习中，刘旻昊了解到他要创办西湖大学的想法。“我觉得如果我能在这个事情上做出一些贡献，可能比我自己做科研的贡献更大，因为我有一些特质是不同于其他科研人员的，所以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能帮到施老师。”
在刘旻昊眼里，施老师是一位“纯粹的科学家”，她很希望能够追随和帮助自己的导师，也想为中国的高端人才培养做一点事。就这样，刘旻昊从科学家跨界到了公益人——西湖教育基金会执行秘书长。
现在，刘旻昊的团队非常多样化。其中，有来自中国著名公益组织壹基金的前品牌传播负责人祝佳琳。祝佳琳曾在跨国企业工作近二十年，最高曾任公司亚洲大区的市场部负责人，后来加入了壹基金。在祝佳琳眼中，刘旻昊这样的跨界人才，正是公益领域所急缺的。
“中国的公益起步比较晚，是2008年汶川地震前后开始，这十年来发展得比较快。但是门槛比较低，发展也并不完全。其实我们很需要跨界的人才加入进来。我们经常倡导一个观念，‘公益’是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公益人的利益。像旻昊这样的跨界人才的加入，对中国的公益行业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留学》：你刚才讲了，小的时候被照顾得很好，不需要自己操心很多事。可是出国之后，你独立性却很强。自己转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学业和事业，有了很好的家庭，有着三条可爱的狗狗，现在还有了宝宝。可以说，超越了父母最初送你出国的期待。你觉得为什么到了国外以后能够很适应？
刘旻昊：可能我运气还挺好的（笑）。你们肯定都了解，出国会有home-stay family（寄宿家庭），而我遇到的人都非常好。我第一个去的是一个约旦家庭，他们对我很照顾，把我当成是家庭一份子来对待，后来我要搬走的时候，他们也非常伤心，也很不舍。我在国外的朋友也对我非常好。有一次我跟英国当地的一个好朋友去看电影，我手机不小心丢在了电影院，正好我朋友找我有事情，就一直给我打电话，最后是电影院的工作人员接到了电话，告诉他我电话丢在了电影院。后来我朋友就自己跑去电影院，帮我拿回手机，再送回我家！就是会有这样虽然很小，但让我记很久的插曲，我觉得我真的非常幸运。
《留学》：如果现在请你分享跟当地朋友相处的秘诀给更多的学弟学妹，你会怎么总结？
刘旻昊：我个人觉得，就是正常相处和交往，不用觉得害羞。虽然在国外留学，会遇到许多不同国家的人，虽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背景，但都是互相尊重并接受这种差别的，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不好意思或者是胆怯。
《留学》：在做基金会的过程中，科学人的思维是不是可以带到这里面来？这样的思维方式，对处理目前的境遇也是有所帮助的？
刘旻昊：对，思维方式很重要。我认为学习新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根本能力，都是共通的。而且有的时候，面对的事情不一样，但是其实你的解决逻辑和解决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是所谓的万变不离其宗。
我是从科研跨界做公益，刚开始做西湖教育基金会时，其实没有很匹配的行业经验。但是后来慢慢的，这种感觉就消失了。我们处于一个“探索、创新”被渴求的大时代，时代巨轮推动教育、慈善、公益和各行各业的高速发展，与此同时，每个行业也需要积极探索、主动学习，为这个时代和国家注入前行的引擎。西湖教育基金会就是一件应运而生的事情。它足够新，足够包容，这意味着我有很多东西可以学，虽然有很多不一样的模型可以参考，但却没有可以直接照搬的参照物。
现在的工作，需要极强的学习能力，需要我从很多不一样的信息里面整合出对于我们最适用的信息，举一反三。在这个过程中，我以前所受的科学训练，以及我在科研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素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所以，之前在科研方面的训练不但没有浪费，反而得到了一个更好的运用，并且也正在成为我的优势--就是用一个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思维来做公益。我希望我能一直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我想这是我对公益、对捐赠人最大的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