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参加了上海团市委主办的2018上海青年社会治理创新高峰论坛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转型管理MOST项目上海研习营启动仪式。

活动上，上海大学教授黄晓春有个观点引起我的共鸣：他研究了上海这两年去拿政府招投标、购买服务项目的社会组织，一共有395个，其中98个他称之为“巨型组织”，这98个组织频繁承接政府各类项目，一个现象十分突出，就是他们频繁跨区域、跨行业、跨大类地承接各类项目，今年做青少年项目，明年做街道社区治理项目，后年做维权的，然后再后面环保的。

如果是跨区域，我觉得这个无可厚非，但是不停地跨行业、跨大类，就有问题了，他们真的是万能到可以接任何项目？

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上海的巨型组织，都是体量比较大的，说出来都鼎鼎大名，应该是上海最靠前的一批社会组织，但能不能称他们是专业化的社会组织，这里要打一个问号的。在各个领域浅尝辄止，就像狗皮膏药，万治百病。这种状况到底是怎样造成的？

我们姑且不说，这样的跳来跳去的换专业、换频道，项目会做好吗，老百姓体验会好吗，项目可以持续吗，项目做得会专业吗？如果不是，最终损耗的是它的品牌。

再问一个问题，难道真的是他们自己愿意这么做吗？

黄晓春教授把这个事情归因于“政府购买服务政策的不连续性和随意性”。政府资金有的是部门预算，有的是专项资金，这些购买有的很随意，有的是部门领导说了就可以了，但是会经常多变，换个领导，工作重点变了，都会使项目就取消了；而且，购买服务往往都是一年期的，很少有长期的购买，这个受限于政府的政策。

香港有很多历史很久的组织，已经成立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他们拿政府的项目，特别稳定的，有的项目一做就是几十年，政府有固定预算给到这样的专业组织，例如香港青年协会、东华三院等等。我和香港市民聊到这些组织和他们的项目，他们有稳固的认识，一个场所由这个机构运营，一运营就是很多年，市民都习惯了，市民对于到这些机构，以及接受这些机构的服务，都有了稳定的预期。

这些组织有点类似于国内的事业单位，经费极其稳定，人员极其稳定，项目极其稳定，社会形象极为稳固。在这样的稳定的基础之上，这些机构专精于为老、罪错青少年、禁毒等事业，做的特别的专业。

黄晓春教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政府购买服务政策要创新，方向是五个字“稳定的预期”，要让社会组织对未来有预定的预期，这样社会组织会觉得未来可以掌控的，项目是稳定的，收入是确切的，所以才有可能在这个项目上有更多的专业化的开发，招聘更专业化的团队去做这样的事情。

如果不是这样，今年拿到一个项目，招了一批人，明年这个项目还是不是自己的不知道。为了自己的生存，只有“捡到篮子里都是菜”，不停的去拿这个项目，去拿那个项目，专业性就真的体现不出来了。政府、市民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只是到处都能看到他，而这个社会组织在专业领域有多少积累，我觉得很难说。

我们的专业性来自于哪里？我认为来自于四个字：一是“耐心”，一万小时定律，你在这个领域坚持坚守，耐心投入一万个小时，你就可以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对于社区治理也是这样，一个社会组织坚持，有耐心的在这个地方深耕，终究会熬出来的。通过这样的熬，不停的去触及这个项目的方方面面，触及这个事业的各种可能，才能够真正的专业起来。

第二个是“传承”。一个专业机构的专业，来自于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停的积累。我去香港青年协会的青年中心实习过，这个组织最宝贵的财富是他们的工作标准，是他们的专业手册，是专业流程和管理规则。今天这样的成果，服务的深度，都是他们不停积累的过程，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总干事，一代一代的骨干社工，每一个员工的积累，都使他们在这个领域挖得更深一些，更专一些。

在此，要提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咱们的居委会不能做的更专业一点？

我有一句话，和居委会干部交流，和街道领导在交流，也包括和社会组织的领袖交流，我一说，大家都会相视一下、会心一笑。这句话就是“如果居委会都非常专业了，还要那些社会组织干什么？”

这句话没毛病，为啥？如果居委会能够动员社会组织、动员居民、动员各方，社区治理水平非常专业，整合资源能力也非常强，知道如何议事，如何做个案工作，知道垃圾分类项目，第一步怎么做，第二步怎么做，都能做得很好。再加上今天，上海这批换届的居委会干部已经不同于10多年前，绝大多数居委会80后的社区工作者都超过了2/3，并且好多是社工毕业的，他们是有专业基础的，也有专业的环境，还有实践的土壤，他们最可能把自己做的专业化的，但是为什么居委会是很难做成专业化组织，我觉得这里面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1 行政性

无论我们怎么理想化的说居委会应该是自治组织，但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居委会承担大量政府行政事务，是普遍现象。我们常说为居委会减负，和居委会书记聊天，他们觉得减负不可能，上面说说的；管这块事的领导也会觉得给居委会减负，是个伪命题。这种行政性导致了居委会工作的决策依据、服务标准、绩效评估，都是来自于行政，而不是来自于居民的需求和居民的获得感。

2 事务性

传统所讲的群众工作，包括现在正在强化的居委会社区综合服务职能，像浦东新区推进的“家门口服务体系”、“全岗通”等等，都是希望居委会能够成为服务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的第一个接待窗口，成为行政事务发起的原点，所以居委会就成了社区事务受理的一线。这些事务性的事，全是鸡毛蒜皮，事务性工作一多，去专业思考、研发、调研、总结的时间就没有了。

3 综合性

我们一直都讲居委会的议事层、决策层、执行层要分开，好多地方都试过，深圳、上海浦东都试过。但是因为和现有的国家基层治理体系不匹配，所以这种试，都仅仅只是试了一下。对于居委会来讲，既有议事职能，又有行政职能，还有社会职能，三项职能加在一起，居委会必然成为综合性机构。就像我最开始讲的，社会组织如果发展成一个极其综合性、无所不包、什么都接、无所有能的机构，是不太可能专业化的。

还有一个挺大的领域就是市场，那么市场在社区领域是不是可以做得专业化呢？

市场提供的针对个人的社区服务，就是针对个人“私有财”领域——房屋的服务，可以做得相当专业，因为追求的就是价格和服务体验，这种服务“短平快”，通过互联网技术，让这种服务更加精准，更加便捷。这是一个比较容易专业化、市场化的领域。

还有就是涉及“公共财”领域的社区服务，比如政府道路管理、绿化养护、公共图书馆的设计施工，这些也是可以专业化、市场化的。

但是，恰恰是涉及“共有财”领域，就是社区，它不是国家的，也不是个人的，恰恰这样的一块如社区公共空间、绿地、广场等，是应该社区自治、业主自决的，需要业委会一起决策，使用维修基金等，这一块是很难专业化的，因为这需要耐心，多方协调，多方参与，才能够将这样的事做下去。

如果目标是快速地追求成效，比如说企业想挣社区的钱，服务一个老人上门一次80块钱，这是可以短平快的。如果居委会也追求快速的成效，相关政府部门领导追求政绩，比如说今年必须完成“业委会设立党小组”，三个月一定要完成，有一个项目我看到，一个月就必须搞定。这样的“短平快”是不太可能有时间让居民深度参与，也不太可能做得特别专业的。

所以，我说社区治理的专业化就在于真的要熬出来，要靠这个组织在这个地方深耕扎根、持续运营。居委会其实也不具备这个条件，居委会经常换届，好多事往往居委会书记一换，工作一下子就一落千丈了，这恰恰是不专业的表现。

社区治理要专业化，深耕社区是极其重要的。深耕社区，如果你居委会也能做到，能够把行政化东西打破，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如果居委会能够专业化，还要那些社会组织做什么呢？但居委会做不到，而市场又不可能、也不善长提供这样的涉及“共有财”的专业化的服务，那么社会组织就成了不可或缺。

社会组织是最容易做成专业化组织的，因为他追求的利益是公众利益，他的价值观接受这种比较长期的熬、各方协商博弈形成共识。在社区领域中，什么样的社会组织最容易专业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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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当然是业务细分的专业型机构。比如专门做业委会建设的支持咨询的，专门做垃圾分类，专门做“社区农园”的。这种专业型组织肯定有它的一席之地，项目可以流程化，标准化，可以做成行动手册。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第三步做什么，这个也容易推动。这是第一类的专业型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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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容易专业化的是支持型社会组织。就是专门为社区居委的社区治理创新提供咨询服务的支持类组织。这样的社会组织很重要，社区也很需要，他们自己要有一个好的定位，深耕社区的目标是帮助社区发掘它的能人，而不是说我就在这里待着不走了。等能人动员起来，社群动员起来，社区有了自我成长的动力，他就可以走了。这样的社区营造组织是完全可以做得很专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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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可以专业化的是做社区公共空间运营的社会组织。公共空间数量越来越多，总要有人运营，运营空间倒真是可以做得专业，空间怎么开放，空间怎么布置，空间活动怎么做，空间怎样和社区互动，这个可以形成专业性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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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的是智库型社会组织，内容专业，也可以做得更专。专门做案例、做培训、做教育，为社区赋能，这个也容易形成一个专业领域。

鼓励社会组织能够在这四个方面能够扎下身去，深耕社区。在这些组织共同参与之下，社区治理专业化才有实现之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