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同行，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扶贫基金会秘书长助理，下面我为大家分享一下扶贫基金会在灾害救援过程中与NGO伙伴的合作。
扶贫基金会在救灾中跟NGO伙伴合作也是得益于这几年大的战略转型，这个转型是在2005年时提出的，从操作型转向，第一叫国际化，第二叫筹资型。所谓国际化是我们要履行大国责任，我们要走出国门，包括这几天菲律宾人道主义灾难援助我们也在关注，国际化我们已经做了8年，在非洲和缅甸等国家做。第二是筹资型，筹资型跟我们NGO合作是非常关联的事，以前基金会所有做项目都是自己筹来钱，很少跟机构合作，05年时我们提出转变，就是未来筹了钱之后除了我们自己做，同时有一部分要拿出来让NGO伙伴来做，两种方式并存。
第二，我们在灾害应对中跟NGO合作非常关键的就是方式的改变，从资源推动型转向问题解决型。这种转变也是得益于最近几年公益市场更加理性、更加专业；得益于扶贫基金会自身成长，可以拿出资源跟伙伴一块做一些事情；第三个是得益于NGO伙伴快速地增长。
第三，跟NGO伙伴在救灾中的合作，是这几年我们工作方向一个大的转变。在前几年的时候，扶贫基金会做资源推动型，只要捐赠人有钱过来，只要这个钱有公益点，符合我们大的方向，那我们都去做，所以在前几年梳理的时候扶贫基金会有几十个内容不同的项目。这几年我们也在梳理，梳理完之后把我们项目的方向确定在这四个方向，其中第一个就是人道主义灾害救援与重建，这是我们工作非常重要的领域。
对于救灾，扶贫基金会做了十年，特别是近五年多次救灾经验的梳理，扶贫基金会将救灾总结为一个原则。就是在灾后的72小时，也就是紧急救援阶段，我们提出社区保障和生命保障；在地震发生后3个月是过渡安置阶段，我们叫社区陪伴；灾后重建我们叫社区发展。在这三个阶段经过内部讨论，工作方式上推出很多跟NGO伙伴合作的模式。
一般情况下在灾害发生72小时之内我们很快会携手我们的伙伴，这个携手也是个过程。早期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实际上更多是扶贫基金会自己做的，要么是通过扶贫系统，自己下去三四十号、四五十号人自己做；从玉树地震到芦山地震，我们感觉到在自身优势政府资源之外还有非常便捷好使的渠道，就是跟伙伴，特别是玉树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去了藏区，藏区当地的扶贫系统也很给力，同时我们发现在玉树当地有很多伙伴非常好；到后来的彝良地震到芦山地震，我们都跟合作伙伴开展一些物资发放、灾情评估、信息收集等方面。这方面扶贫基金会目前也还是在探索，从以前更操作型的机构在向联合型机构探索，这一点我们要向壹基金学习，它们做得非常成功。这次芦山地震之后我们的尝试，大概有十家机构第一时间跟我们一起做一个事情。在这个阶段，扶贫基金会有一个原则，就是在灾害发生之后我们不开展生命的救援，生命的救援不是我们见死不救，因为我们觉得生命救援是非常专业的事情，政府已经做得足够好了。我们的侧重点在生命的保障，把那些逃离灾难的人给他食物、衣服、药品，让他能够生活下来，这个阶段我们跟NGO伙伴有非常多的合作。
第二个就是在过渡安置阶段，这个阶段扶贫基金会在过去几次地震中，很好尝试了跟伙伴的合作。特别是这次芦山地震中，我们在地震发生第4天启动“芦山地震公益同行社区陪伴计划”。鼓励、资助我们伙伴去社区一线寻找需要帮助的问题，然后拿出好的方案一起讨论，快速评审和资助。这是芦山地震第4天启动的，第6天的时候有些伙伴就拿到钱开始执行了。这个未来会作为扶贫基金会规定救灾动作，第4天，72小时我们会启动评审，启动项目，支持伙伴跟我们一块去开展工作。
第三是在重建过程中，汶川地震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了跟我们的伙伴一起开始一些项目的合作，我们也尝试拿出资源来去购买他们的服务，去鼓励他们到最一线找需求。这个过程从汶川到后来的玉树，每一次想拿出来的资源、想支持的伙伴都比最终多得多，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在成长，NGO伙伴也在继续提高。这次，我们启动芦山地震“公益同行 美丽乡村”这个计划。昨天有不到50个项目报上来，评审是28个，最终我们资助了18个项目，实际上我们想更多的资助，但是有些项目你一下子把那么多钱给我们的伙伴，如果风险控制不好的话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现在努力在做，但同时也希望我们跟我们的伙伴能够共同的成长，这样的话我们拿出来的钱就更加有底气、更加有动力一些。在NGO的资助上，我们在汶川进行了一些资助，玉树我们也资助，芦山我们对外宣布是2500万，但是在2500万之外还有很多项目活动，像社区发展、心理服务的项目，这里仍然有很大一部分钱是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跟我们同行一块去执行。
跟伙伴一起救灾，我们有这么几个原则做法或者理念。第一个，我们跟我们的伙伴都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开始时候可能帮我们做一些事情，但更多的是我们鼓励他们根据他们的宗旨、根据社区的需求拿出一些项目来，我们支持他们发挥他们的专业做一些事情，所以这个过程中我们讲究平等。第二个，这也是在去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上听洪波老师对公募基金会有很多吐槽，给10万块钱折腾你评标好几次，评委有时候从开始一直到结束没有看过评标人一眼，都是在玩手机。我印象很深，何会长说不管是不是扶贫基金会都要向她鞠躬。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评标里面，扶贫基金会最多是两个，有时是三个，但是三个很少，更多是NGO的。这次四川的评标中我们10个评标中有5个是NGO评标人，请了三个专家，这三个专家以前都是NGO的背景，这样使我们的评标更加专业化。这是一个什么情况？昨天评标的时候，我个人觉得28家机构很多是非常不错的，我希望的是除了16家中标之外，那些我们觉得还稍微能提高的机构可以再给它一些支持，但是专家、评委说做得不好就不应该支持它，这个市场要优胜劣汰。再一个，48小时最终评审一个项目，就是一天收上来，一天评审，48小时通过。平常的项目申请大概也不超过一个月。还有一个是跟NGO合作中我们的助力工坊和监测，聘请当地伙伴帮我们做。
今年救灾中，我们算了一下，可以拿出来支持NGO伙伴的资金比例是11.5%，前两天有篇文章说2012年的时候整个社会筹款是300亿，拿出来支持NGO的钱不超过1%，还好，扶贫基金会比1%高了一点。这是近几年统计救灾过程中支持NGO伙伴灾害中的比例，数字一直在上升，这次筹了2.6个亿，最终投入的钱不会少于3000万。11月11号我们获得一个最接地气的奖项——金橘奖，就是基金会支持NGO的一个奖，这个奖项我们显得格外珍惜，它们在肯定我们，我们是第四名，跟南都等还有很大的距离，我们还可以很好的提高。
最后一段话是看到徐永光老师有一句话特别好，“公益行业是一片热带雨林，是互为依存的生态系统，这个系统中有参天大树，有灌木、小草，也有小动物，扶贫基金会愿意做这片热带雨林中的大树，给这个生态系统带去正能量，而不愿意做胡杨树，虽然看起来很美，面对的却是无尽的荒漠。”
我是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灾难管理部总监，扶贫在国内救灾史上开了国内基金会推动救灾的先河。行业发展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有NGO参与救灾，到现在实际上时间也不长，比起同领域的支教、环保、艾滋病或者是农村发展等这个时间都短。做救灾的、做灾害管理、社区减防灾的组织从08年到现在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现在方向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多组织开始往这方面走。所以壹基金从一注册成为地方性基金会以后，我们重新制定了在救灾层面的策略，希望推动一个更健康或者更基础性的、从行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源于壹基金战略核心的一个策略是搭建公益平台，在公益平台这个手法下来开展灾害管理的工作。工作方面有三个方向，过去大家看到的是过去两年在救灾方面推动比较多，确实因为做减灾组织太少，做减灾防灾的组织和国内成熟的领域相对比较有距离，所以我们先从救灾开始推。重建不用讲，每次大灾之后筹资金参与重建，但是中小灾很难筹集钱，包括延安、辽宁这些灾基本很难筹到资金，所以这也是行业的大问题，不只是NGO行业，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所以大的背景就是我们的灾在全球是最多的，这个红色的地方，和印度一样，联合国去年调整新的策略要回到亚太地区开展更多减灾防灾工作，前十大灾害里中国基本都排在前十名。所以大背景是我们的灾是特别多的，而且最主要的是除了这些大灾之外非常多的中小型灾害，我们现在从市面上听到、看到、行动的都是大灾。其实每个省每月都有中小型灾害，但是这些灾害没有响应，08年以后也没有太大改观，就是中小型灾害的响应。
所以壹基金确定了一个策略，为什么要做这个联合救灾？更希望的是行业性的推动，一般的救灾直接是为受灾的人群提供相应的服务，但实际上这个事情只靠过去的政府或者只靠NGO的物资发放是难以完成的。同时，发物资上NGO数量也不多，所以怎么样提升整体能力，这是更重要行业面临大空间的问题。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分析为什么需要社会联合救灾的平台。从2011年开始，我们做了灾情研究和分析以后发现这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整个中小型灾害响应不足，每个省基本都有，基本每个月甚至每周都有，但是没有回应。第二个，这些灾害在季节和区域上有一定规律的分布，是可以提前做应对的。第三块是回到民间体系上，整个社会体系不健全，社会体系里面民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这一块发育和成长也是非常不足，尤其是在08年以前很少，相对其他行业来讲更是不足。所以在分散、专业力度不足、数量不足情况下怎么样聚合更多力量是重要的目的，每个省需要有组织回应本省的灾，这是我们推联合救灾的初衷。应该讲一般中小型灾害这个省的NGO就能回应，而不是现在有很多跨地区行动的组织，这应该是在大灾的时候出现。
另外一个问题是过去行业能力的建设培训和行动脱节，然后培训的精英化倾向明显，每次会议基本就是这些人，很难看到新面孔。就是这样资源很难向下，到了省会级的机构基本下不去了。第二块，短时间培训为主，基本就是简单的课题，缺乏系统性和行动性。第三个，专业组织发展的历史很短，其实现在救灾组织大部分可能并不是只救灾的，可能有助学等。中小型灾害这是核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基本没有关注。另外就是灾害项目缺乏资源，尤其是08年以前，很少有基金会支持救灾项目。我之前在乐施会工作，乐施会那个时候是支持的，但是像环保、教育、艾滋病这样的领域有大规模基金介入的现象基本是很少很少。2011年以后，壹基金根据这些背景确定了推各个省中小型灾害响应和联合救灾机制的建设。
在这个角度上怎么来看推行业发展？第一是省内应该有一些组织和人来回应这个事情；第二，在专业性上要有发展；第三，在行动层面，实际上行动是最好的培训，不断的行动和总结。我们针对每年的四次大灾提前会有每次灾前的研讨会，伙伴一起来协作，和专家一起。救灾以后会有分析会，通过行动来总结分析和提升。第二是国际上普遍一些基本救灾的东西引入来做培训，把国际上的东西本土化，比如我们和救助儿童时会推的一系列国际的培训，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做。第三个就是同伴教育，它们的经验尤其在本土每个省情况不一样的地方有很多经验积累，是出色的组织，它的经验更适合本土化的分享和培育，这部分是我们非常认可、认同的，所以为什么推以伙伴网络为主的行动网络而回应省内自己的灾害，这是非常重要的依据。另外，自主学习留一部分能力建设费用，自己来操作，来支持地市和县一级伙伴做这方面的学习。最后一块，最重要的就是行动支持，从行动备灾物资到行动经费到协调机构专门的救灾人员的费用和相关的行政经费，这一系列的支持保障它们每个省的网络能快速有效回应它的灾情。
从策略上来讲，就是提前掌握这个灾害的规律，提前备灾，在灾害来的时候快速行动、快速救援。大的背景就是在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来开展不同的项目活动，大家可能看到更多是救灾层面的行动，感觉各省网络不停的行动，但实际上我们在网络背后做了很多其他方面的努力。另外，我们也尽力搭建跨领域的社会联合救灾平台，从公众到企业、到媒体，各个领域的参与，这是整个灾害管理的一个重要的视角，不只是民间组织来回应这个灾情，更多是社会响应的机制。标准是国际人道主义赈灾标准的五个领域，实施在我们行动里面。目前计划支持15个省级救灾网络，其实另外一支队伍是09年成立的救援联盟，全国200多支救援队，主要以户外运动爱好者为主，一般在72小时之内做生命救援。联合救灾更多是灾后物资援助和过渡安置期间灾后的服务。
整个这个框架是希望做到各省的网络能回应到各省的灾情，尤其是各地市县组织能够快速回应当地的灾情，而不是几千里以外的组织跑到另外一个城市救灾，如果县里面有这样的组织那就应该支持县里的组织。所以这样的培育是一个方法。在这个框架下，突发地震之外的另外的旱灾、洪灾和冻灾变成常规型救灾，每年来安排救灾计划。另外是公众倡导层面，在深圳、杭州今年推了“为爱同行”，做了很多公众倡导活动，关注中西部中小型灾害，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这个重要问题的社会化程度距离教育、环保、艾滋病等非常非常远，它非常初步、非常初级，它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努力，但是我们NGO选择什么样的杠杆去推它，需要行业一起看时代背景。
另外就是媒体倡导，我们办了一系列的媒体班，还是希望从媒体的角度推社会层面的倡导。另外，也计划推政策层面的倡导，因为积累和发现问题以后来做很多尝试和努力。国内行业来讲其实在这个议题上不分NGO和基金会，大家面对这个议题是共同体，只是角色不一样，发挥的作用和功能不一样，但目标应该是一致的，所以应该是联合起来来促进。
整个这个框架背景更多的是介绍了我们为什么推联合救灾，怎么样和NGO来回应本省的灾情，同时在未来的方向上，可能过去两年都看到了今年筹资多，实际上2011年、2012年我们的筹资是亏损状态，就是每年的支出额大于筹资额，但是今年情况好转了，所以我们在减灾和重建上也会推一系列计划。再比如雅安等儿童服务站都起来了，大概有60多个NGO在扎根去做服务，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统一标准的项目，一方面在议题上培养一批组织，另一方面是给NGO搭一个平台，能够让NGO持续扎根社区。比如发现其他生计等等需求可以找其他基金会申请，实际上是一个平台的搭建。另外，今年我们儿童减灾教育项目启动了，第一批是40个组织正在实施。长远来讲，我们的项目手法和机构策略是不会变的，搭平台，以推动NGO自主来实施为主。当然，这个过程中，昨天晚上聊了很多，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想法，或者有不同的策略和手法，考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在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在一个事情上有突破，比如儿童服务站，比如减灾教育盒子，更多是希望把国际经验本土化，在一个事情上做专之后，然后再来扩展。
当然，不同基金会的策略和方法是不一样的，但是回到我介绍的大环境来讲，还是想说这个行业是大家共同的一个行业，不同的策略和办法都应该努力去尝试。另外，这个时间特别短，08年开始到现在仅仅6年时间，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去年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某秘书长站起来讲了一句话我印象也特别深，他讲其实大家都仅仅是孩子，还没有学会怎么样爱和被爱，这个是需要耐心的。我特别认同这一点，我们NGO在中国才二三十年，发展的高速期不过是08年以后，所以这个耐心大家一定要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包容理解，我们努力做到尽最大能力来支持NGO。谢谢！
乔栋
我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 副秘书长，我们的概念和李弘特别相似，也许友成之前、之后做的和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我没有PPT，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友成在灾害应对中的历史，包括它未来怎么去应对灾害，怎么支持我们公益组织来做灾害。
我总觉得在灾害应对中我们论坛很多时候都给基金会一个展示的机会，说基金会怎么应灾，其实真正让基金会站在这里筹钱做事的是背后几百家、几千家NGO灾区现场的服务工作，让所有的公众看到了我们公益组织的效果，然后才捐钱，才有后续的活动。所以我也挺想感谢至少支持过友成基金会和其他一些基金会的NGO，感谢你们在灾区做的所有的服务，也感谢那些志愿者为友成、和其他的机构一起做的服务，这是我想开始说的。
友成基金会是成立于2007年的5月12号，这个成立的日期也比较有意义，因为第二年的5月12号汶川地震了，友成基金会的理事会正在召开一个一周年的中午的午宴，然后就说地震了，然后我们理事长就直奔灾区，所以友成基金会跟灾害有比较深刻的联系，我们也把我们的灾害应对当作重要的使命来看。从汶川地震到雅安中间那么多次地震，友成一直遵循的理念是“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需求”的理念，而这一理念在我们这几年，从08-2013年这5年时间里在不断的完善。
第一年从汶川地震开始我们更多是要求基金会自己的人，包括我们的理事长在汶川的时候他是在5月13号到的现场，他直接看到了需求，去发放了物资，就提出了“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需求”，这是对友成自己来说的。玉树地震以后发现友成基金会是一个小的基金会，在应对所有灾害来说并不是能够应对更多需求，我们就想到需要更多伙伴、更多力量参与救灾。就像刚才李弘讲到的，从08年以后我们做灾害管理机构并不多，友成2010年时候支持了一个活动，叫“灾害管理高级研究班”，西南、西北等五地做灾害管理的NGO、基金会和企业代表都参加了高研班，我们用一年时间，从2010年底到2011年8月份左右，我们用将近一年的时间带领这些NGO伙伴、基金会伙伴和企业伙伴，走访了像国家行政学院，像台湾应灾NGO，走访很多地方，访问很多学者和专家，也有老师给我们讲课，就包括怎么样组建民间应灾网络等等都做了讨论，并形成了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我们也在网上有，它就介绍了我们民间网络怎么去跟政府打交道，怎么跟企业打交道，怎么去通过一个统一的标准应灾，去到灾区工作，这样的话我们认为友成已经推动了民间网络的建设。
另外，在2010年我们还支持了一个研究，就是对当时汶川地震后民间应灾研究，是和万科一起做。当时很多志愿者和物资都涌入灾区，政府的需求、灾区需求和灾民需求，大量资源和人员涌入，灾民拿不到东西，政府又协调不了。我们和万科成立一个协调办公室协调遵道的志愿者组织和发放物资到灾民手里。后来又转到绵竹，把所有到绵竹的志愿者、NGO和企业组织起来，每天有联席会议，有政府官员、企业官员、NGO代表、志愿者代表，大家一起讨论哪些地方需要什么，我们有什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机制。到2012年，我们这个资源协调平台共协调了将近8000万的资源到绵竹市的各个灾区。当然这个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它应该说是我们民间协调的一个案例，这个我们也出了一本书，就是《灾害应对中的社会管理创新》，里面介绍了我们整个模式。这是2010年的时候，我们做的几个工作来推动民间应灾网络建设、民间灾害的研究。
2011年应该说从盈江地震开始我们就尝试民间的联合，当时其实壹基金也好、扶贫也好，包括其他几个大的NGO组织，我们一起在盈江成立联合办公室，大家一起应对需求，协调物资并且发放，这是非常好的方式应对了灾害。后续到雅安，涉及到友成基金会未来资助的方向，友成基金会从之后更多愿意站在台后，帮助第一时间出现在第一现场去调查灾民的第一需求，所以我们支持了我们的伙伴第一时间，即当天下午到了雅安，建立了第一志愿者协调的协调站，他们去协调了当地第二天到灾区的一些志愿者。其实友成没有出现，出现的是我们的合作伙伴，雅安救援过程中友成一共投入将近600万，但是只有两个员工做了一些协调工作，更多的工作和协调都是由当地NGO来做的，特别是灾后重建阶段我们将近400万的资金都是给了8家的公益组织，让它们在当地来做一些农村生计恢复的工作，包括竹编等项目。也就是说友成基金会将来“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需求”更多的是在第一时间支持当地的NGO，就像李弘说的，不能说一千里或者几百里去一个地方，而是当地的NGO到当地的第一现场做需求调查。当然，在需求调查第一阶段会发现NGO需求和当地灾民的需求我们去响应。还有人员费用和志愿者费用，这些友成基金会会支持。
另外就是灾后重建过程中我们有志愿者驿站的支持，这个驿站有2-3个志愿者长期工作的费用和他在当地开展一些生计或者社区重建活动的费用支持，友成基金会完全推到灾害应对背后，支持我们的合作伙伴更多的应对灾害。这是一块，我们在每次灾害之后会开放我们的项目申请的平台，有可能会是网上的，有可能是灾区现场跟伙伴谈，这是灾害现场的。另外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定期的对社会组织进行资助的平台开放，资助额度从3万、5万、10万到20万都有，从今年开始就会有针对灾害应对方面的一些项目申请的支持，这个支持主要是行政费用和培训费用，还有一些简单的项目费用。因为我们也发现了，其实对NGO的支持，你支持它项目只能说是推动它的一些活动；但是如果支持它的一些行政费用特别是人员费用可能是对它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们从明年开始会在每年固定的资助里面加入这一部分，所以我们就有两部分的资助。一个是每年的，我们会在网上有发布，说我们合作伙伴或者NGO伙伴申请我们的项目，另外在灾害发生之后会有一个项目申请。
友成基金会希望的是在未来整个的小灾发生的时候当地NGO伙伴可以从当地募集资源、调动志愿者应对灾民需求，把对灾民影响降到最低。我们民间组织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在灾区的需求调研还有安置点服务、灾害重建、心理教育方面发挥我们的作用。友成基金会更多的是站在后面默默的支持大家做这个工作。
我是腾旭公益慈善基金会 执行秘书长，我在想咱们论坛办给谁的，非公基论坛到底办给谁的？是办给非公募基金会行业的？还是办给NGO，作为NGO和非公募基金会交流对话的平台？我自己还没想好。我觉得我其实更倾向于非公募基金会论坛，要么是大家关起门来讲讲非公基面临的各种辛酸困难，要么是跟我们NGO合作伙伴一起探讨东西，无论如何我想会场活跃一点。
实际上在所有组织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我在上一届非公基论坛说过中国没有标准意义上的基金会，比如咱们叫“非公募基金会”，但是咱们干的是啥？非公募基金会都是拿人家的钱做项目，那哪是基金会干的事啊！所以标准意义上的美国基金会，国内不会谈我如何筹款、如何来执行项目，它一定是在讲我的资助策略是什么，刚刚王军已经讲了，现在扶贫转型转得比较好，但是前提是你的钱也是筹来的。那么钱是筹来的意味什么？也就是说先把钱忽悠过来，像刘飞这样的在一线的NGO才能把钱从你们那忽悠回去真正做项目，你们实际上是做了个财神，拿人家的钱，自己又不干事，基本是这样一个定义。所以要有比较清晰的定位，可能绝大多数在一线的救灾机构或者一线的社区组织是没有资金的，是希望基金会，无论公募基金会还是非公募基金会，是给它钱资助的。但是前几年的特点是绝大部分是非公基包括公基，全是到现场去，然后找企业、找民间来筹钱，这是一个大背景。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腾讯对自己定位很清楚，在救灾这个领域，第一，我们不会救灾，第二，我们也不像壹基金有队伍杀到前方去，我们擅长是在后方待着，后方待着能够干两件事，一个是吆喝，腾讯是一个媒体，吆喝声音很大，基本有灾难来了我们报道团队会杀到前线去真正报道一线情况，同时把公益组织、民间组织对灾难救援以及前线需求通过我们的平台忽悠出去，我们在后面大声为前线的兄弟们呐喊着，同时在呐喊的同时帮你们筹点钱，帮壹基金筹得多点。除此之外，腾讯又是企业基金会，所有资金来源都是腾讯捐赠的，所以我们从08年的雪灾开始，觉得一旦有灾难的时候企业必须站出来，不站出来就有人骂你，所以无论如何要站出来，既然一定要站起来，要尽量早站出来。所以我们的策略是从08年雪灾开始只要有重大灾难，我们一评估，灾难确实比较严重，那我们就第一个站出来表态，我们捐钱。
我们想，我们表完态、捐完钱之后腰板就比较硬了，就能忽悠网友们也过来一起救救灾、捐捐钱，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先表态、捐钱。从08年雪灾开始，国内外重大灾难我们基本没有落过，都捐了，捐得多的我印象中是三次，一次是5·12，是2300万美金，然后玉树2200万，然后最近的雅安是2000万，其他的可能是500万以下的规模。以后对重大的灾难，玉树、雅安、汶川等，我们都会和我们的合作伙伴，扶贫、壹基金，我们来合作做网上的筹款平台，忽悠网友也参与救灾活动中。我自己的印象，从08年雪灾开始到现在，可能我们启动的紧急救灾是10次左右，自己捐的腾讯的钱可能在8000万的样子，募的网友钱为壹基金、为扶贫等筹到的钱可能有7000万的样子，这是两大核心策略。
但是在这个核心策略当中其实我提醒一下拿了我们这些钱的合作伙伴，企业一方面要干嘛？一方面重大灾难的时候你得站出来，让大家看到你是一个有良知的企业，既然要站出来的话，那就意味着我拿了钱之后希望老板先看到我真的是拿了钱干事，所以我们当时的策略就是包括给壹基金，一般所有灾难我们都建议成立联合救灾队伍，我们出钱，你们救灾，物资我们出，我们会找一到几家合作伙伴组织这样的联合救灾队伍。但是我们的合作伙伴经常喜欢把别人的钱当自己的钱花，我记得有一次雅安去，看到了有壹基金的名字，也看了有谁负责建的名字，但是谁捐的钱看不见，永远没记得捐赠方。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下捐赠方其实是需要被照顾的，尤其是在“诈捐门”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我捐了这么多连个照片都没有，我怎么跟全国老百姓说我的钱真的捐到灾区去了，不是忽悠你们。
在整个这样一个生态链里头，企业或者个人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它最重要的一个是做好资源提供方，这样重大的灾难出来的时候应该及早的站出来，但是及早的站出来不意味着我应当第一时间就把钱花出去，我们先公布我要捐2000万，紧接着开始跟壹基金、扶贫等合作伙伴商量具体拿这个钱来转化成什么样的项目。所以我希望资源提供方能及早的站出来，同时积极的和这些真正在前线活动着的项目的实施机构或者组织者联系，南都也好，友成也好，扶贫基金会也好，希望它们是枢纽型的组织，能够和在地的救援组织转化成具体的项目落实下去，当然，仁爱基金会也在前线，是枢纽型的组织。所以基金会和民间组织合作时候一定要各司其职、同心协力结成战略合作伙伴。
既然是战略合作伙伴，我最后再强调一点，就一定要彼此照顾对方的利益，不要光想着自己，不要光想着名是我的、荣誉也是我的，你就拿钱给我就行，如果这样的话结果是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构选择我也去前线。为什么中国的公益组织去前线的政府是防着的？因为政府说你跟我抢民心啊。因为你送过去了包裹，人家第一反映是你是好人，那给你钱的那个人觉得冤啊，如果自己到前线还能带上一批记者。所以手不要伸那么长，个人有个人的核心竞争力，我的核心竞争力是我有钱、媒体，也希望我们的合作伙伴尝试在社区做项目，把项目做好，我们这些枢纽型的公基把民间组织组织好，这样我们的大树就做成了，合作过程中多考虑对方的利益。这就是我个人的一点心得，谢谢大家！
冯乐玲
我是香港乐施会的，可能和今天所有来的基金会不太一样，这是一个境外的基金会，一个境外的组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乐施会在所有救援工作里面的一些策略、做法以及我们后面的一些思考。主要就从这三方面来分享：
一、基本背景
我们乐施会有五个办公室，除了北京以外还有贵阳、兰州、昆明和成都，这四个办公室分布主要是在西南和西北，从分布里面看得出来乐施会的工作主要是扶贫这一块。我们做救援的时候一旦灾情发生，我们四个办公室是负责承担现场救援工作的，除了四个办公室以外我们还有传播和筹款的同事负责与公众的沟通。这不只是把机构在救援的时候做了什么，把机构的品牌打出去，更重要的是前线救灾的同事要和筹款同事有及时沟通，比如雅安等救灾时候，我们根据我们的判断规定大概筹款金额是多少是比较合理的，这是我们主动把握救援规模的问题。
我是昆明办公室的经理，我自己和我下面的同事不是专职做救援的，我们叫“农村生计和灾害管理办公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是把救援工作作为灾害管理的一个部分，然后把整个灾害管理也可以结合到我们农村生计里面谈，灾害管理主要是紧急救援、灾后重建还有减防灾。农村里面就算比较穷的村子我们去做扶贫工作的时候，经常会跟老百姓讨论潜在的自然灾害风险是什么，你在扶贫的活动里面应该怎么样避免这些风险会被放大，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联合的团队来看待。
因为我们是四个办公室负责救灾，所以我们救灾一般是驻地办公室来负责当地的灾害以及你所分工的省份的灾害，救灾的话是整个中国项目部来调配人员，比如说汶川地震我自己是昆明办的，但是我参加了汶川地震，也参加了雅安救援。四个办公室平常有我们自己的备灾仓库，里面的物资种类和数量一般是动态变化的。策略省份和非策略省份主要分布在西南和西北，这和我们扶贫的工作是有关系。
救灾,我们的资金从哪来？一般救灾我们有一个日常的资金来源，这个日常资金来源不是以某项灾害专题筹来的，像我昆明团队每年在预算的盘子里面可能会说差不多一年两百万、三百万用来救灾，但是如果遇到灾情重大的年份这个数字会有变化，这是属于日常筹款。另外一个是专题筹款，一旦我们在前线做救援时候觉得灾情比较大，而且贫困人群受影响比较多的时候，我们会跟筹款部的同事一块商量是否在香港进行专题的筹款。我01年到乐施会，我到乐施会以后我自己参加过救援专题筹款有汶川地震、玉树、盈江和后来的雅安。专题筹款因为你是用这个灾害筹来的，所以所有的资金只能用相关的区域里面，这是我们筹款时候就规定的。
当然，我们还可以使用香港政府的赈灾资金，香港政府把赈灾资金拿出来可以划拨一些在香港的NGO来使用。我们申请到香港赈灾资金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特点是什么？我们申请这个赈灾资金以后不能再把这个赈灾资金转出去给其他伙伴做，这是基本的要求。但是如果不是赈灾资金，以外的资金我们都可以跟伙伴一块合作。还有其他乐施会的支持，这是我们大概的资金来源。
所有乐施会项目，刚才说到我是从01年来的，01年来乐施会的时候所有的项目到目前为止除了赈灾除外的其他都是跟伙伴合作，为什么赈灾除外？今天这个题目是基金会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但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是当灾情发生，特别是没有准备的比较大的灾情发生，没有比较好的伙伴关系储备的时候，灾情突然来了，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自己走到前面来，通过当地政府协调关系之后我们自己能够走到现场去救灾，这也是后面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我们需要搭建一些平台性的机构。但是这是比较大的灾害，比如5·12度过比较慌乱的时候，我们接着也是跟伙伴一块做的，包括这次雅安也一样。
这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在你没有策略省份，比如当时成都是没有办公室的，5·12时候是我们自己走到前面去。现在在云南我们有自己的办公室差不多二十年了，这二十年我们有很好的伙伴关系储备，跟我们常规的合作伙伴会签有合作框架协议，合作框架协议里面对合作内容有具体界定，把救灾签到合作框架协议里面，有民政的，有扶贫办的，当然也有一些是NGO的伙伴，跟它签了协议以后是透过它找它的志愿者组织来做救援。因为有这种日常的合作关系存在了，所以我们在常态之下可以对我们这些伙伴进行一些救灾的培训，这个就包括我们的一些工作理念、手法等等。
我们一般来说对自己项目的总结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对比较大型的灾害救援结束以后会在内部以及和我们的伙伴一起走过项目评估、讨论、总结。还有一种是我们五年、六年一次的策略规划，那么在策略规划的时候我们会跟我们的伙伴一块对救援这块也做一些评估和总结。
乐施会的规划是五年一做，06-2011年的时候我们在紧急救援，我说的救援不是生命的救援，而是救灾的物资，我们乐施会把它称为“紧急救援”。我们在当中投入差不多七千万人民币左右，这是到2011年。12年投入差不多1300万。2013年，因为我们财年到明年3月底才结束，这个财年我们差不多投入700万左右。
我们做救灾最主要的是在地震和洪涝灾害，但是这四年以来旱灾占我们很大的比例。这是省份的投入。这是我们从这个策略规划开始曾经做过的救灾，乐施会第一次救灾应该是91年从贵州水灾开始。这些是我们救援当时的工作图片，我特别想说一下这个旱灾，因为大部分情况下大家关注的是有伤亡的，死了多少人、房子倒了多少间，但我们昆明办这4年以来投入最大的是旱灾的救援。因为我们是在贫困地区，长期在一些山区里边工作，所以我们看到旱灾对老百姓生产生活的影响，所以我们对灾害的定义，在救了旱灾之后机构内部是有一些新的改变的。这是旱灾对粮食作物的影响。
旱灾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特别关注的是没有水喝，特别是孩子没有水喝，然后喝那些很混浊的水，那些镜头很容易引起公众共鸣，但是真正后期慢性的比较严重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报道反而就不太多了。这些都是我们做救援的一些照片。实际因为有省份分工的原因，我们很大的精力也是在做一些区域的灾害，不是这么大灾害的回应，包括小的一些滑坡、泥石流等等。
到底从乐施会来说需要回答的是你做哪个灾害的回应、不做哪个灾害的回应。我们在策略规划里面有这么一条比较纲领性的东西，就是五年一次，在救灾方面我们的策略是在受灾贫困的社区通过参与式紧急救援回应灾民迫切的需求。我们给新来入职的做培训的时候说你就记住三个东西，第一个是贫困的灾区，第二个是用参与式的方法来做这个救灾，第三是一定要回应灾民迫切的需求。我们不是要那去定一个标签说乐施会参与救援了，这是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每一个项目都是我们和伙伴一起做的，所以我们策略规划跟伙伴关系比较大，整个制定策略规划的过程是怎么样？第一，先做一个相关的分析，这个背景有什么样，然后乐施会本身有什么样的优势、有什么样的不足，背景的分析是很重要的；然后我们机构内部会讨论出一个比较粗的初稿来；再和一些合作比较多的伙伴，各个层面的伙伴讨论的过程确立策略目标。一旦策略目标定了以后就有救援的具体原则，受灾重，但不一定是最重，因为什么？最重我们把它称为“明星灾区”，你去不去都一样，资源多得不得了，这时候你可以朝更远的地方走，可以朝不热闹、媒体不多的地方走，所以我们找一些受灾比较重的，但不一定是最重，外部资源比较少的，贫困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原则。
二、救援程序
日常常态之下我们先会有一些内部的分工、志愿者的招聘等，一旦灾情发生的时候整个灾情的考察，然后跟当地基层政府一定强调是和当地政府和伙伴制定分发方案，为什么？如果不跟当地政府制定分发方案，有可能你的物资是重复的过程。分发方案定下来以后我们开始进到公示等等过程，对所在的村子必须说清楚大概这些物资分给谁，每家分多少，为什么有些人多、有些人少，这是需要公示过程，然后现场发放，发放以后有回访的过程，最后有总结评估。这帐篷上贴的是我们发放名单的公示，左边黑白的这个是我们在香港做专题筹款时候的一个呼应。
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这两张照片，一个是秤米的，一个是称彩条布的，对乐施会来说发放物资的质量是我们最关心的，我们自己做和伙伴做都一个样，比如秤米那个我们会突然走到给我们供应米的那个供货商抽查到底它给我们做的15公斤一袋的大米是够的，彩条布也是一样，如果不够我们会把这些东西退回去。这是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跟合作伙伴质量的限制。
发放时候我们比较注重详实的发放清单，这些是我们通过志愿者组织在彝良地震去做活动、发放物资。乐施会自己发物资有采购的过程，同时有专门资金支持给它，然后它又做它另外一个救援的项目，找其他村子做它救援的项目。这些是我们项目做完以后去灾区，这是盈江的灾区评估我们救援在地震发生第一小时你做什么、第二小时做什么。这个看完我们发现灾区灾民的自救实际上初期是很好的，但是因为很多的物资进入之后反而自九这一块显得低了，比一开始时候要弱了，这是我们评估时候发现的。所以我们救援早期恢复、长期恢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备灾。这是完整的紧急救援、灾后重建、农村生计，现在雅安刚好走到灾后重建和农村生计这个过程。
我们曾经翻译过第三版的《环球计划》，我们同事带了一些来放在外面，大家需要可以去拿，这是国际乐施会和我们一块合作，希望在救援的时候能够在某些领域里面推得更专业一点，比如水、卫生、粮食、营养等等。
三、乐施会未来救援工作的思考
首先，和政府一块在赈灾下有合作，因为这主要是信息的分享、灾情的分享。然后，希望基金会和基金会之间有合作的机制。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有平台性的机构参加进来，和我们一块共同学习、一块成长。还有，不管是我们灾害的项目还是农村生计的项目，我们都希望加强减防灾的施教。最后，希望紧急救援和后期的重建以及受灾社区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一个完整的链条把它结合在一块来看。昨天晚上我们谈到很多，实际之前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就是救灾时候基金会之间的沟通，NGO之间的沟通，政府和基金会之间的沟通，这都是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会注意灾区自救的能力，同样我们会坚守乐施会救援的原则。还有，乐施会特别关注社会性别，在妇女这个问题上是我们一贯关注的问题，受灾中妇女的需求以及救援中对妇女的关照以及救援过程中妇女能够发挥特殊的作用，这是我们一再会关注的东西。当然，之后我们会加强和媒体合作，增加公众对救援工作的了解。
谢谢大家既往对乐施会的支持，我知道很多在座的机构可能原来也有过一些不同的合作或者今后我们会有合作的机会，期望与大家的交流以及合作！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非常高兴今天能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这样一个研究课题，我们研究课题是南都公益基金会资助中国农业大学共同执行的关于雅安救灾当中行业合作的研究，我们这个研究大约从7月份开始执行，今天跟大家交流的研究成果是初步的，没有最终完成，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学术的考察。希望能有一些观察，跟大家做一些分享。今天主要从几个方面分享：
典型案例：
这次研究到目前为止共调研10个合作体，第一个合作体叫成都公益组织420联合救援行动，这个核心机构主要是尚明、云公益、四川团省委包括南都公益基金会，它这样一个合作体的合作基础。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片：
第一个合作体的合作基础是什么？组织长期互动，因为很多组织是在四川和成都长期开展灾害救援的工作，这个合作体的合作机制主要是几个方面：公民行动力，支持平台动员协调，包括南都的介入。
第二个合作体是壹基金联合救灾，基础主要建立持续的资助，包括区域网络的搭建，合作机制主要是资金和物质注入，包括区域协调机构动员。
第三个是420公益组织救灾协调平台，主要是5家机构，但这5家机构有一个共同的基础，就是这5家机构领导人都参与过汶川地震的救援，同时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合作机制是宗教信仰产生的信任、联合体的共同使命，这联合体的共同使命虽然我们调研了10个共同体，但是我们认为有宗教基础的联合使命的凝聚力是最高的。
第五个合作体是政府社会组织与志愿者服务中心，它的合作基础是自上而下的协调性机构，机制是行政命令，服务协调，支持与监督。
第六个方面是基金会协调会，基础基本囊括我们救灾领域重要资助方，合作的机制是信息的沟通，包括项目的统筹。
第七个方面是水安全计划雅安行动，合作的基础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任务，多元的这种机构，合作的机制主要是基于净水开展的任务合作。
第八个方面是卓明震援通讯社，基础是灾害的信息互通，基于信息收集与分享的合作。
第九个是中国社会组织灾害应对平台，基础是资金、研究、执行的高度匹配，灾后重建项目多元合作。
最后一个平台是成立于2008年的平台，这次成都4·20背后其实是5·12这样一个公民理念影响包括组织能力提升，它前期产生了非常大的作用，合作的机制主要通过这么几项活动：川道学苑、助力工坊包括两岸营造。
二、理论基础。
依托于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我们在这个理论里面提到我们社会组织的特征主要是这么非常重要的三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信任，第二个是规范，第三个是网络，只有通过这样一个社会的组织、社会的合作行为才能提高社会的效率，我们认为这个理论对于我们理解或者分析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合作机制能够发挥大的解释作用，我们研究重点关注合作基础、合作规则、合作过程、合作效果。
三、我们这次合作特点：
第一个归纳的方面是行业内部，行业周期集中在4月20号到7月20号三个月。
第二个是主要侧重于紧急救援和灾后安置阶段。
第三个是合作的主要任务涉及救灾物资筹集分发、志愿者使用、信息分享。行业诉求相比于08年它的诉求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大家越来越感受到在政府救灾速度反映越来越快、越来越系统的时候，我们民间的空间其实在缩小，所以在缩小的过程中如果我们要产生效果，我们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产生联合、产生合力，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合作体本身对于参与的各方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什么叫张力？就是一旦加入到这个合作机构、合作平台里面，它这个平台是对于参与方有约束的，不是说你在这个里面一方面干自己组织的事情，一方面干平台的事情，它这里面是有合作约束的。第三个特点我觉得我们要引起基金会同仁的注意，就是我们这一次有一些明显的例子在说明我们执行的NGO在以联合形式向基金会进行项目申请，在一线员工待遇标准方面与基金会进行整体协商。我想提醒大家的这背后是什么含义？背后是说我们NGO作为一个打工的机构、某种程度执行的机构，我们越来越感受到我们在这样一个合作当中资源的匮乏性，我们希望能够跟基金会形成一个真正具有实质含义的对话平台。什么意思？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在成都访谈的时候，我们一线的机构工作的环境是多么恶劣大家都看到过，但是想想我们基金会的工作环境是相对多么优越的，我们不是说工作环境要一致，但是在人的薪酬方面大家要多一些尊重和平等。
四川和雅安政府对公益合作体的开放，我觉得要特别强调开放，四川政府经历汶川地震以后确实跟其他地方政府有一些差异性，协调与支持，直接促进行业合作整体效果，我们不单独说这样一个地方政府对哪个合作体产生了大量效果，但是我们认为整体合作效果离不开政府，特别是雅安市包括各个县的社会组织与志愿者服务中心这样一种协调性的机构体系。大家看一下这两个词，一个是协调性，第二个是一个体系，它不单单是一个层级，只有雅安市或者只有芦山县，它是从上到下有一个体系在这里头。
第三个特点是不同的合作体都在探索如何进行有效的合作惯例，我们认为现在我们基本有这么几个类型，第一个类型是枢纽型的机构搭建下的合作体，第二是基于资助方搭建下的合作体，第三是基于信仰基础搭建下的合作体，第四是基于地域搭建下的合作体，第五是基于任务分工型搭建下的合作体，这是我们统计出来的不同类型，这些类型都在探索在不同类型构建下如何有效合作。
第四个方面是我们认为的信任构建。我们认为这次合作体内部机构与机构之间、机构代表与机构代表之间，也就是人与人之间，都在构建这样一个信任关系，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合作体之间与外部环境之间，合作体之间我是红色的标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合作体之间的合作是非常薄弱的，这个是难度最大的。
第五个特点是我们这次整个公益行业的救灾充分的利用了新媒体，微博是合作体当前普遍使用的外部信息发布的重要媒介。那么微信群是合作体当前普遍使用的内部协商的重要媒介，周老师在构建第一个微信群里有很多感受，一会给我们分享。
四、类型分析。
类型分析某种程度是理性型的，不是现实是这样非常纯粹的两种类型。我们认为现在合作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叫捐赠者驱动，基金会主导，另一种叫社区驱动，NGO主导。捐赠驱动是基金会对兴办、维持或发展某种项事业而储备的资金或专门拨款进行管理的机构，基金会是代表捐赠者利益，以资金的有效利用为目标，这种合作非常注重形成较为完善的合作体制，但是由于基金会会对公益项目的引领主导和控制作用，一定程度上会引起合作机构的不满。社区驱动是NGO主导，是为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区发展需求而实施社会行动，但是问题是效率低下。
从合作机构、合作机制、合作关系对这两种类型进行分析。在捐赠者驱动合作机构的选择比较注重专业性以及发展较为成熟的民间组织，社区渠道它的合作机构一般来自于各个领域都有，发展的程度也不一样，机构的规模较小，这样的合作体很难进行复制包括延续。合作机制上捐赠者驱动强调的是合作过程中的协调与紧密的分工。社区驱动的机制是我什么？临时搭建的合作体，合作的专业性程度不够，但是会借助机构之间以及个人之间良好的关系快速的开展合作。从合作关系上来看，我们第一种驱动形成以捐赠方为核心的模式，促进捐赠方高效筹款，不同的是民间组织合作想法无法制度化，存在合作破裂的风险。社区驱动的这样一个关系形成了无中心的关系模式，依靠合作关系内部的四种类型我们认为：第一种是权威，二种是私人关系，三种是信仰基础，第四种是公民理念，来完成救灾任务，不足是缺乏外部资源有效衔接以及合作行动存在一定的松散性。
五、根据这些发现我们认为主要改进：一是合作关系的提升，二是合作管理的专业性加强，三是合作平台的功能与强化与可持续。
合作关系的提升。一是机构关系，我们希望这个合作多提供一些有参与各类合作体的关系，让我们的组织不管是基金会还是公益民间组织都能体验怎么去合作，二是个体关系的提升，我们希望这个行业里面多一些加强公民教育、提升个体之间凝聚力的行业或者特定领域的活动。
在合作管理的专业性加强，我们认为专业性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合作体搭建，二是伙伴筛选，三是合作体运作机制，四是资源动员，五是生态系统建设，六是价值观的建设，就是使命的联合，真正使使命有相对一致性。
在合作平台的功能强化与可持续，我们认为功能强化主要体现在分工要细化，其实我们有一些平台是有重叠的，我们能不能没有交叉，我们强化各自的专业性来升华，使得我们的功能能够多样化。第二个是可持续，我们要建立合作平台良好内部生态和外部生态。
六、在这个基础上探讨一下行业的合作限度。虽然现在我们合作水平、合作效果有很大的提升，但是我们有天花板，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公益行业内部存在双重的张力，我们认为行业内部机构使命不兼容，不兼容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好多使命里面都嵌入组织这样一个利益，组织发展的利益，有时候它使得我们无法实现行业使命的共融与一体化。第二个特点是资金募捐的基金会群体与项目执行民间组织群体之间的张力。
第二个层次是缺乏友好的外部环境，我们认为现在政府对于公益行业的合作支持不够，监管不足。企业在把这样一个企业竞争的市场规则带入了公益行业，公众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行业合作缺乏认识，这里面包括媒体。
第三个是公益行业所处于中国文化的刚性限制，我们认为西方合作可能探讨更多是技术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很好的文化基础，就是来源于宗教的普世价值观，注重平等为基础的横向关系，但是我们中国遇到文化上的制约是来源于儒家家天下价值观，注重权威的纵向关系，我们行业合作还有大踏步的空间。未来我们如果真正想像西方那样公益的合作是有制度瓶颈的，如果我们这几个制度瓶颈突破不了，我们始终会存在一个可能很高的天花板，这就是我想说的。所以我们应该多倡导行业合作，但是对于未来的发展要有一个适度的期望，不要有高期望。所以在这样一个适度期望的态度下我们才能包容，我们才能开放，我们才能共享，共同合作，产生一个我们社会的合理，这是我今天分享的一个观点，谢谢！
郑壹零：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华夏公益服务中心的郑壹零，华夏公益服务中心主要是有一大批来自于民间的一些有志于民间公益发展这么一批人，反过来跨越出自己机构为所有民间公益服务的中心，现在有30多个服务中心，成型的是13个服务中心。
严培文：我来自贵州市众益志愿者服务发展中心，我们团队是本土支持型组织，主要工作是支持本地NGO的发展。同时基于机构使命和机构从08年以后参与灾害领域的工作，同时我也是联合救援、联合救灾的协调人，同时现在也是壹基金联合救灾项目的总干事。
刘飞：我是成都锦江区爱有戏社区文化发展中心主任，我们机构是做社区发展的，这次雅安地震我们是一个打酱油的，是非专业的救援队伍。但是因为4·20我们有联合救援，我们和很多成都公益伙伴担负起来我们觉得NGO应该担负的社会道义和责任，冲到雅安救援第一线。参加这个论坛特别荣幸，也感谢对我们420联合作出了支持和所有努力的伙伴。
周晓翔：我是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的副会长，之所以到这里来是因为今年4·20的时候我在四川负责在灾区和伙伴们一起参与灾后重建，所以今天很高兴出席这个会议。
明宏伟：我来自阿里巴巴，我在公司主要做社会责任这一块工作，具体涉及到救灾的事情上，除了捐助之外，我们还希望通过我们的一些平台资源帮助公益机构进行筹款和发展以及利用我们已有的一些优势资源，比如信息、物流、物资这些东西能够帮助灾区在这些方面有一些帮助。另外，如果有需要的话在灾区后期重建过程中对于它社区发展通过电子商务的发展帮助当地生计发展，这是我们救灾过程中主要的一些框架，希望有更多的交流。
翟雁：刚才董强老师在分享中提到关于社会资本这样一个理论，其中有三个点是我们特别关注的，就是其实这种救灾当中的合作它不是偶然的，那社会资本的建设其实它是有基于三个最重要的因素：第一个就是信任，信任其实指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第二个，谈到了它必须是规范的发展，其实这种规范我们都知道，你有标准的、你有专业化的、你有一些系统的东西，才能做到规范。第三个，谈到了网络，在这次救灾和以往的合作过程中我们都看到了这样一些合作、平台、网络，所以接下来我们会用三个关键词逐条的聊聊。第一个是对应的是我们的信任，其实信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组织和组织之间的关系，所以一会儿我们就从关系这个词开始第一轮，第二个就是谈我合作当中基于什么样的专业化，这个专业性的发展，这种东西能不能保证我们的救灾做好，最后我们谈平台、谈网络、谈合作机制。我们这个谈的方式不希望大家还是用准备非常官方的正面的语言，刚才说到我们是关上门的一个闭门论坛，那么现在不管你是捐赠方的驱动，还是我们的社区驱动，咱不妨用屁股决定脑袋，我们相互的吐吐槽、拍拍砖，到底有哪些难处，到底合作中我想要什么，明明白白的亮在这。
第一个，关于这个关系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任何的合作，都不是说上来就知道有这么一件事，马上就能够临时抓一个随便的合作，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想问一下洪伟，从基金会的角度怎么能知道救灾时候找谁合作？平时关系是怎么建的？
明宏伟：这一块有很多需要吐槽的东西，但是最主要的是目前救灾合作过程中我们最基本的原则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我们跟腾讯的大致差不多，我们不会到一线做具体的工作，但是我们希望用我们的资金、资源支持有能力的NGO伙伴，帮他们做救灾的这样一个工作。目前可能我们选择合作伙伴的这样一个方式第一是之前跟我们一直有交往、有合作的，就是我们能够比较了解的一些机构，比如像壹基金、扶贫这样一些机构，因为我们平时和它们交往过程中会建立一个基本了解，对它们专业能力有认可，所以优先会对它们有选择。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够选择的面比较窄，每一次都是这几家机构。我主要做的工作是通过淘宝、天猫部分包含支付宝，帮助公益机构进行筹款和发展，但是在过程中会发现很多，包括咱们的草根NGO也好，还有有一些公募基金会也好，它对走向公众筹款的意识没有壹基金强，也没有扶贫强，这样导致我们可以合作的面相对来说比较窄，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NGO它可以在网络上面向公众方面活跃起来，这样的话对于我们的选择面大一些，对于网友的选择面也大一些。雅安地震期间通过阿里的平台给这几家公益机构募集款项大概将近6000万，全是公众捐的，但是都流向了几家机构，这是第一个吐槽的。
第二个吐槽，我们作为出资方，可能我们基金会捐一些钱，另外，作为平台上的网友捐一些钱，都希望看到这个钱怎么用、用到哪里去了，但是很多时候救灾的款项，不管这个钱哪来的，汇到一个大池子里面去，没法告诉我们干了什么，这是我们比如希望在将来的关系中能够改善提升一点的内容。
翟雁：非常好，壹零，我们和阿里可能不太一样，能不能讲讲你们是怎么做的？
郑壹零：华夏始终强调的是服务与支持，而且它服务的对象是三线跟四线的机构，所以它不是上下级的关系，而是华夏架构伙伴圈的这么一个理念，也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服务等于向所有三四线服务的时候它是老板，我们只是提供服务。
第二个概念，在我们救灾包括教育协作中来源于三线、四线城市的需求，也就是说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很多机构发展比较完善，它到灾区后自己有自己的后勤和保障，更多机构倾向于做灾后重建。事实上大灾难时候三线、四线募集力量非常庞大，有可能一个机构有20万、30万或者40万，但是华夏公益伙伴圈临有1000个伙伴，所以为什么我们作为华夏伙伴圈能够募集到7000多万，就是基于三四线的20-30万，这些人很多没有救灾的经验，有可能是做教育的，有可能是环保的，有可能来睡袋都没有带过来。所以华夏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发展后勤的保障，包括信息保障，表现导向性的捐助物资，慢慢发展到现在形成非常紧密的伙伴关系。
翟雁：所以要找到合适的定位，彼此之间更加信任。壹基金救灾网络挺庞大，我也听到NGO调研当中的反馈，说活干得不错，但是好像关系有的时候不那么如愿，你们这块怎么做的？
李弘：最大的基础性背景是行业整体性起步阶段的问题，然后让这个行业快速发展，我们用了不太恰当的大规模资源、大批量项目和大的面比较广的这种推广，短短两年时间15个省的网络建起来，然后救灾中小型灾的行动次数七八十次，基本上每个省每年中小型灾害都能做到回应，而且锻炼一批网络成员，就是这个省的核心救灾网络伙伴，第一阶段我们着重是在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大的上、快的上的过程中势必操作这些合作中过于快、过于猛的一些动作。
但是从壹基金定位来讲，从刚开始成立到第一次战略调整，到马上的第二次战略调整，支持的方向不会变，包括我们几家重要的平台给了非常大的支持。我们的捐赠人就在身边，钱给了壹基金，没有声音，没有行动，马上就活不下去了，那也没有办法支持NGO，这是我们在这个角度一个方向。第二个，站到伙伴的角度我们也尽力在想办法支持，刚才我也简单算了一下，可能我们从2011年调整战略以来的救灾支出大概在800万左右，其中给到伙伴的经费大概占了15%-16%，一千多万，这一部分资金实际上量是不小的，确实问题就在于怎么样用更好的方式。从定位到战略、到长远方向来讲壹基金会成为更开放的筹资平台，如果行业成熟到标准规范这些都很成熟的情况下，壹基金肯定不会再像现在介入到行动中那么深，肯定会往后退，用好公募这个牌照来更好支持NGO。
翟雁：特别感谢，我们听到他们各自背后的一些想法和他们处在这种不同阶段，其实我们就可以理解好像一个孩子成长似的，小的时候出生时候是野蛮成长，逐渐在行动当中学习，这个大家分享特别好。
第二个，关于关系这个大家在不同层面探讨，这也偏正式性关系，晚上我们可以用非正式方法建立更多关系。第二个词是专业化，专业化决定我们救灾当中的效率和是否能成为真正的合作。刚才有基金会谈到NGO如果能力太弱不能满足基本需要的话那确实很难，谈到专业化这块，我知道这次420这样一个网络快速的几小时能够建立，实际上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在5·12过程中有丰富的经验和基础，更关键在于它们能够用好像微信这样一些东西帮助它们，背后还有一些关键的经验。晓翔，你们那么快速的反映，然后在这当中马上整合，包括基金会和各方面，当时怎么做的？
周晓翔：我又想起地震大概有10天左右，各大报纸都分别报道过我微信群，新京报一个记者老是缠着我问我，他说“周老师，我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4月19号晚上要去建一个微信群？你知道4月20号要地震吗？”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我4月19号晚上7点钟建一个微信群而且把徐永光拉进来。其实微信群只是一个工具，最重要的是平时在底下和NGO之间、和伙伴之间的互动。我身边坐的刘飞就是第一批进微信群的，第一批进微信群的只有十几家，但是如果光靠这个载体，当然，这次我们微信群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地震瞬间大概有4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所有的通信都瘫痪了，公用移动电话都打不进去，只有微信群可以用，这是一个特殊的情况。但是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微信群里面我知道刘飞是干啥的、她有什么特点，刘飞也知道我是干啥的，我们在微信互动的时候我还在飞机上，我被困在机场。
所以微信群网络这种形式它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我个人体会还是平时和伙伴们之间的互动、互助、分享，彼此之间的信任是最重要的。我有了这么个基础，才能吸引几类人进来，我们这个微信群到现在还有153个人，第一，基金会，第二，学者，很多学者都在里面，第三，媒体，当天各地媒体跑基金会的记者都进来了，它形成了一种效应，这种效应都基于我们平时和伙伴们的互动。没有什么神仙，也没有什么预测，如果平时我们机构之间没有这种互动，那么不要说微信群，再高级的手段都没有用，没人听你啊，你也不知道对方是干啥的。所以我觉得是各种综合因素促成的，也不是某一个人有多少能量，也不是某一种手段有多少能量。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翟雁：我想问问王军，扶贫基金会在救灾这一块一直以专业著称。刚才你在分享中也谈到了，从近两年的战略转型开始，你在这块怎么去信任NGO它的专业性？你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转型？就是从专业救援，从和NGO的关系，从这样一种方式上讲，那个背后的驱动是什么？为什么要让你觉得你可以信任NGO了？原来我们还都是自己亲自做。
王军：因为刚好从08年到这次芦山地震所有大的地震我都参与了，第一时间，特别是四川，这次芦山也在四川，四川很多NGO很熟，为什么我们这么做刚才讲到是基于基金会的战略转型，我们向资助型机构，就是大量购买支持社会合作伙伴去一线找社会需求向我们申报，我们支持它。第二个，刚才提到将救灾确定我们工作的四个领域，实际上在过去的5年里，就是08年到今年，我们大致算了一下，这5年里平均每年灾害管理为基金会大约贡献的筹款量会超过2个亿。这么重要一个领域，而且这是个战略，未来我们要做得更专业的话，我们已经有很好的政府渠道。但同时我们发现NGO这几年成长得非常快，特别是5·12到现在。特别是救灾中我们支持的NGO我们在保持联系和关注它的成长，这次救灾时候是第一时间，我们是范围很小，七八家一通知就来，然后在这一次芦山地震中使用的是跟NGO伙伴一块合作，使我们救灾更加事半功倍。
翟雁：刚才谈到效率，因为我们这个关键词是“专业”，那在能力建设方面，比如基金会有没有考虑到我既让马儿跑，是不是还要适当的给它多一些料？让它的能力有所提升？这方面我们扶贫基金会有什么样一些？
王军：实际上在多年的合作中我们觉得NGO总是在抱怨基金会拿出的资源少、基金会高高在上、基金会不理解，有很多需要吐槽的地方，实际需要NGO和我们换位思考。报项目作为一个专业机构不应该通过哭穷方式说我活不下去了必须要给我钱，像老年协会给我报了10个人，我当时理解它确实太需要资助，但是这种方式不专业。还有执行过程中，比如双方经过讨论确定建议书，你执行的时候如果要修改大的变动要需要批准，但是我们发现它已经面目全非，还有当我们信任它给它钱的时候而他人都找不到了，所以还要给我们的伙伴进行更多的培训。最近我们也在张量全国的网络，也就是说从双方未来合作，从专业的角度告诉它怎么发现社会需求、怎么确定关系，在执行过程中怎么跟它保持互动，怎么保证反馈。所以现在我们可能在NGO这个领域里面马上会做很多工作。
翟雁：非常感谢，就是不仅仅是说在救灾专业，更在救灾合作层面。培文你们是在贵州当地的一家相当于也是支持性机构，特别是在救灾能力建设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能不能分享你的经验？
严培文：在座的基金会我都给你们打过工，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我先谈谈这个过程，从NGO角度讲，一开始我们非常希望找活干，原来我们是志愿者团队，社区里面的组织，有非常强烈想干活的这个愿望，所以找活干。到后面我们就发现其实要干好这些活是需要具有专业能力的，就开始组织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在整个灾害这个工作领域我们差不多有经历了所有的灾害类型，当然除了台风，因为西部泥石流、火灾、旱灾等这些在基金会支持下我们都有一些工作的尝试和开展。到了08年以后就认识了很多救灾的伙伴NGO，就认识了很多人。到2010年的时候，其实南都基金会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2010年在盈江的时候南都就和NGO联合，基于这个联合NGO也提出它的诉求，我们为什么要在一块？我们找我们的优势，可能我们更贴近社区，我们的行动可能更快速一些，但是我们有薄弱的地方，我们能力比较弱，我们没有资源，我们就希望能不能在一起利用我们的优势跟基金会去谈，基金会支持我们的能力，然后给我们资源，让我们可以行动。所以到2011年的时候壹基金就更多实质上的动作开始来促进民间救灾NGO的发展。
所以整个过程来看从NGO自身角度来讲它有一个发展的需求，但是这一次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当然这个判断不一定正确，整个芦山的地震所显现出来的其实是有另外一个面，就是很多NGO其实是没有真正的想清楚我要做什么、我能做什么，然后在这样一个大的资源背景下面开始来介入或者参与，这个它是有风险的。总的来讲，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这是双向都需要发展的过程，NGO是需要发展的，但这个发展其实是可以跟基金会站在一个只谈正向，而不是谈你基金会又怎么了，我NGO又没有话语权了，我觉得单讲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翟雁：特别好，我们都是同一个起跑线上在共同成长当中，所以彼此要有更多这样的。刘飞，我知道你做社区，这次工作当中你跟其他的合作伙伴，不管你是打酱油还是怎么样，分享分享你的感受，你这个酱油最后打的怎么样？
刘飞：先说说这个合作，这个合作收获是良的的，感受到了联盟的力量。我们机构人比较多，有比较强的执行能力，主要做后勤保障。我们机构有512经验，不断向后方反馈信息，像云公益等它们有记者的背景，它们有非常专业的方法去向外发一些消息，像郭老师这样的精神领袖给我们带一些东西过来。所以这一次感觉到其实NGO的联合比我们不联合力量大得多得多，这是爱有戏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收获，以至于到后来我们想把这个模式延续下来。灾后重建过程中我们有八个机构，各有擅长，有做社区组织培育，有做老人的等等，我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去得到基金会的资助。但是其实现实是很残酷的，在第一分钟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针对这样一种联合的方式，就只针对一个个的机构，所以我们就像一团鸡蛋被打成鸡蛋汤了，就流产了。所以这个联合要保存下来需要外部的环境。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事，我今天挺高兴的，但是我们在谈信任网络和规范过程中其实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我们在做紧急救援下的社会参与，其实很大一部分不是NGO的参与而是社会公众的参与，那么我们忽略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是社会自组织的能力和发育。因为我们所在的社区都有培育这种院落和社区的安全小组，其实这块居民是有需求的，就像刚才李弘讲的，这栋楼着火了还是等消防队比较好，那自己的自救呢？如果我们再花一部分精力专门培育以安全为核心的社区自组织搞点演练、培训，然后也教他们怎么链接外部资源。比如NGO我培育好多社区，你下次有什么问题真的把居民力量动员起来、社会力量动员起来，实现真正公众的参与，这才叫紧急状态下的社会应对机制。如果把这一环丢掉，NGO谈、基金会谈、政府也拉进来，这不是真正的社会动员，它不完整。所以在这方面如果我们可以的话可以做一些研究和探讨。
翟雁：非常感谢刘飞，不愧是做社区参与多年的研究和行动。自救是第一位，如果把居民自组织邻里互相资源动员起来，关于救灾我们有很大的飞跃。刘飞谈到一点，当NGO联合的时候基金会好像不太感兴趣，我想问问这三位基金会伙伴，为什么？如果是你的基金会，你愿意支持这样平台性联合组织吗？
李弘：从壹基金角度我们一开始策略是做大平台，支持六个网络，在公益部支持的平台也是NGO联合起来的。回到资助策略上来看这个问题，我过去在乐施会工作时候，它国际乐施会项目领域、标准和流程已经完全成型，它一定会选做得了这样事的组织，找这样的组织很困难，一方面要有潜力，还要陪伴成长。我过去比如在SEE工作在环保领域做资助，SEE也在转型，从开始的分散型资助，每个机构有自己一定初步积累的方向，不一定标准化、流程化、专业化，但是它在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从基金会角度来讲同时面对这么多，基金会本身不是在某一个方向上有具体技术的，只能在大方向上走，最后它转变了策略，是在这个议题上推动这个议题内的联合体标准化、流程化最终让它规范化，这么来推，从资助管理策略来讲这样成本最低、效率最高，这样是另外一个促进群体和行业成长的思路。可能过五年、八年、十年组织越来越细分，有做灾后老人服务的。现在现状是这样，做资助的工作人员可能就三五个，然后同时面对几十家不同方向的项目，可能这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很难有这样的经历和成本。第一来做陪伴；第二，支持肯定没法到位；第三，没有办法做很好的监测；第四，效果确实难以保证。反过来，NGO它的发育程度是差异非常大的，有的机构按期的财务报告、项目报告都交不了，有的机构可能项目活动推进不下去，有的机构可能做得非常棒，但是只靠这一两个机构也难带动行业发展。可能这些年做基金会的感触大概是这样，目前确实是整个行业初级阶段，不管是基金会还是NGO。
翟雁：所以网络化的建设这一块但是处于摸索当中，事实上刚才李弘也反馈了一点，刘飞你刚才讲到我们好像聚在一起，但是因为环境不够好被打碎了的感觉，可能未来真的要促进我们真正团结起来形成一个铁拳头。这方面我知道扶贫基金会有人道主义这样一个平台，似乎要聚拢更多的资源，王军能不能稍微介绍一下？
王军：有八家机构联合申请时候被打散了，这个问题我是这么想，如果这八家，哪怕十家或者两家，你申请项目的时候这八家在这个项目里有内在的逻辑，比如这个人擅长发动，那个人擅长组织建设，那个人擅长传播，这种组合是有价值的，这肯定是强强联手，能做好。如果这八个组织只是简单的罗列，可能在内在上并没有互补的话，这样的组织可能很难活的。昨天我遇到比如两个机构，四川的一个科研机构和一个NGO合作起来，它并不是共享优势互补，只是简单的罗列。
周晓翔：但是不得不承认一点，这是你的愿望，但真正实际操作的时候不希望你的NGO联合起来，联合起来它们的话语权就大了，你话语权就弱了。
王军：不是这样，基金会的支持我一直负责5年了，昨天我们评标时候，以前我们确实是主导的，昨天10个评标，有5个是NGO的，有2个是高校的，我们听完之后先打分，不影响结果，打分之后再来讨论。实际上放在平时的话我一说肯定就OK了，昨天就是按照打分的结果。慢慢的扶贫基金会的策略是说钱是来自社会，最终要让社会的NGO花下去，这个过程的决策慢慢也是社会的决策、NGO的决策。所以我个人确实这么想的，不是口是心非，也是这么做的。
刘飞：并不是说一定要支持联合的形式来报项目，有时候是一种环境，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很成熟在讨论这个事情，不是讨论一天，八家机构经过甄选，每个机构有各自擅长的领域，自己比较了解，而且在社科院张老师带领下我们进行了很严密的计划。我讲的是什么？我们讲要促进这个、要促进那个，那个需要外部的环境，大家要有共识才行，不是一相情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平时我们有很多联系做事情，但是这个魂没有散掉，并不是说我们要影响基金会一定要买这样的单，我不是这个意思。当然，我们希望能够团结起来的目的是希望NGO跟基金会谈判有更多话语权，有更多尊重在里面。我们这个项目其实最后是被腾讯美好社区资助了，但是它只资助了3家机构，因为它资金规模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支持我们联合做项目，我的项目点要接受其他2个NGO做项目，我也要到别的NGO所在的地方做项目，这样可以弥补我们各自的不足。
王军：这个我回应一下，未来如果您有非常好的联合体愿意向我们申请项目，如果项目好的话，我们一定会支持，这个我们是比较鼓励的。
严培文：我回应一下这个问题，因为我的身份很尴尬，是NGO，但是工作节点上又扮演支持联合体类似资助的一个角色。国内应对灾害的联合差不多从08年南方雪灾开始，所有冰冻灾害的联合体、5·12地震的联合体，云南盈江联合体到后面壹基金联合体我都在。董强老师之前写过中国民间应对灾害的联合始于08年的南方雪灾，所以我既是推联合的人但同时是批判联合的人，这个批判我们应该看联合的目的是什么，比如我们推联合救灾，这两个平台其实大多数组织还是一体的，为什么要去推？我们推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去让中国出来一批专业的救灾NGO，不是这个目的，我们推联合救灾来了200多家组织，这200多家都变为救灾的组织不现实，我们希望参与进来这些组织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它可以发挥它的专业能力，可以满足受灾害影响社区多元的需求。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在它日常工作当中能够把灾害这个视角给加进去，特别是在农村、在一线工作这些，不管是助学团队，做农村社区发展的也好，等等都可以把灾害视角带进去。同时，参与这个联合体的目的是一旦那个地方发生灾害以后，它可以成为承载这些行动的联合体回应这些灾害，这些灾害后期可以发挥它的专业能力，可以用我的专业能力为社区在灾害重建继续服务，我们联合不是说一定要让这些组织放弃原来的目标、放弃原来的使命就去做救灾，因为这个是新兴的行业，它发展起来我就改行了，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既推联合，现在反过来我又要讲批判联合，前面中国有很多联合体，灾害这个领域来讲，08年以后联合体是什么效果？网上邮件满天飞，5·12地震联合体除了郭老师所在的机构继续发挥作用，其他的已经解散，没有了。南都出来的联合体还是基于这个问题，我们是起来联合对抗还是联合对话？发现是联合对抗，这个搞不下去，我们是跟基金会搞对抗的，这肯定没有办法搞。所以从2011年之后很多开始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参与进来联合不是说要跟谁对抗，是希望我们建构一个体系让更多的民间组织可以在应对灾害时候发挥它的力量参与进来，同时希望基金会看到我可以有多种的策略支持这个联合体的发展。
翟雁：非常好，这些分享特别好。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联合不仅仅是为了救灾，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行业的发展，其实它是关注到真正的公益社会，关注到我们为之奋斗的大的愿景。所以如果说我们把这种合作的期望或者使命、愿景放得越高越大的时候，可能相对更容易联合。如果放得越低、越具体，就是维护我组织自己发展利益的时候那确实很难。所以我想合作这一块其实是为每一个，不管是基金会还是草根NGO领导人，都提出一个更高的，就是你能否成为真正社会的领导人而不仅仅是组织的。
时间过得很快，从这三个层面，大家都从关系、专业一直到平台网络发展当中的几个关键点。最后，大家一人一句话，在救灾当中和NGO合作当中，你们认为最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然后来结束我们对话的部分。
王军：在救灾中我最想说的一句话就是两个词，“平等”和“尊重”。实际上我想说的平等是因为我们好多人都讲到伙伴关系，我们一定是伙伴关系，尊重是尊重NGO的独立性和专业性，同时我们NGO也要换位思考，尊重资方或者基金会的诉求。
明宏伟：作为阿里巴巴我们社会责任层面，我们愿意支持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当然，这是有两方面的解释，一方面是在救灾具体实践上我们愿意帮助做这些事情的NGO筹款，帮他们后方做物流、物资、信息传播方面的支持，这就是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另外一方面是作为我们的专业，我们在电商领域，包括刚才很多人提到微信，实际上现在有一个比微信更强大的社交工具，就是我们阿里巴巴的来网，这对机构适用前景更大，不光是500人热群，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和支付宝、淘宝网点这些东西打通，如果以后有灾害我们就可以帮助公益机构，不只是讨论你的方案，你还可以转化为捐款。双11天猫创造350亿交易的神话，但是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到，在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交易额是来自于我们的手机客户端，这其中双11当天一直到现在我们也尝试做推广，所以我们愿意用技术的专业、平台的专业帮助公益机构、帮助救灾做更多的事情。
李弘：尊重多样化，另外一个是站在壹基金的角度踏踏实实做事，然后用行动努力支持。
周晓翔：我个人的体会是NGO虽然想从联合当中雪中送炭，但其实更容易联合的是锦上添花，在信心、资金、人才这些方面因为联合带来更多的好处，这样会更容易联合。所以这是我的体会，也是最想跟大家分享的。
刘飞：我想说的话是团结，协作，各尽所能，然后为灾区的老百姓做一点实际的事情。
严培文：我希望的是以需求为本救灾的目标是我们联合的目标，联合本身不是我们的目标。
郑壹零：如果用一个词的话我更喜欢用“推动”，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是针对基金会的推动。当基金会应对灾害时候它推动一个项目的研究和执行，很有可能是推动该项目的发展。那第二种方式，当你支持这个机构的时候，包括行政支持，也许会推动这个机构的发展。第三个，基金会有没有考虑过通过协作联合体这个网络架构的推动是不是可以完全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那么我反过来再讲我们联合救灾，比如这一次420在成都当中起到一个联合体的作用，它至少推动区域联合这么一个概念。比如说壹基金它们联合救灾，架构这15个省的网络，至少推动今后属地救灾的概念。
今天这些人都在这里，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或者承认不承认，中国整个民间救灾还处与最原始的救灾阶段，也就是人海战术。我们有没有想过利用我们大家的智慧去推动比如像日本或者美国，人家现在已经做将现代救灾的2.0版本，我们现在还是做最原始的人海战术这一个方面。有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比如我这里可以稍微带出一点话题。什么叫现代救灾的概念？什么叫传统的概念？传统的概念大家更多是自愿精神把所有团队集合在一起做救灾的事情。现代救灾的概念相当于现代战争的概念，也就是说它必须有一股非常强大的信息的保障、技术的保障、后勤的保障，还有非常多细化的专业团队来一起参与救灾，这个才叫现代的一个救灾的概念。
华夏从三年以前就开始一直在架构，我们经常在研究国外的模式，一直想推1.0的版本，我们不要向日本人看齐，也不要向德国人看齐，我们根本就达不到。1.0的版本是怎么样做的？首先，华夏牺牲掉自己以前所有救灾的模式，集中精力。第一个，我们在这三年里面至少培养出了100多个专业的信息员，也就是说现在的卓明，那么卓明不只属于华夏，其实卓明这个专业的信息属于整个民间救灾的。第二个，我们做的是怎么把技术引入进来，舟曲泥石流之后我们就把他们引过来给我们做技术上的推进，现在已经4.0版本了，雅安救灾我们把高德和二十一世纪网拉进来了，接下来几天我们把IBM已经拉进来了，怎么利用各方的力量一起开发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的软件救灾系统。第三个，华夏救灾一直在搭建后勤保障的平台，我们陕西负责生活驿站的这个团队每天在干嘛？整天就是拆帐篷、搭帐篷，就是为了下次有大型灾难时候花最少时间把大棚建起来。第四个，我们建立专业的救援队伍，我不知道大家对专业的救援队伍有什么概念，我们指的不是救援队，那一块壹基金已经在做了，我们华夏要建电工救援队、水暖工救援队，那么多发电机运进去为什么一个礼拜之后一个村庄还没有电？谁来安装？没人来安装。其实细化开来按照日本现在的模块有1200多个模块，至少跟我们大家的努力可以搭建出来100多个模块。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除了我们已经在筹建跟多方合作的媒体接待中心，志愿者大本营、信息交流中心，包括工作坊，包括NGO的办公室，包括当地属地志愿者是不是需要培训，因为当地80%的人是志愿者而不是灾民，那些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起来参与救灾。所以我们架构是按照这个版本。那么大家在一起模块操作模式接下来协作的东西哪里来？首先国外全是按照模块化运作，比如正方型在这里面，我是做医疗的，我是做信息的，我或者是做后勤保障的，那个有可能是做移动厕所的，还有的是做救援的，大家都在这个模块里面救援队很有可能第一天到里面去，到里面去可以提供第一手信息反过来给我做移动厕所的、做医疗的，它说我这个村子里面急需，你是不是可以过来，它又可以给我们提供信息和技术上的指导和支持。当它回来之后完全可以在那里美美的吃一顿饭，可以好好的在驿站里面睡一觉，这可以享受到我们后勤保障这一块服务。
医疗跟上去以后，再打个比方道，我比如是做后勤保障的，烧饭这一块万一这个时候不小心切到医疗还可以给我包扎。这是让大家自然而然，通过不同的分工让大家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形成自然的模块网。
翟雁：感谢，壹零给我们画了一个特别美好的蓝图。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和反馈也可以跟台上嘉宾有互动和交流。
提问1：我是银杏伙伴的，来自成都。我本身是一个大学老师，5·12地震以后我就去灾区做心理援助，做丧子家庭的心理援助，一直到今天我们的团队还都在工作。其实今天因为我看到咱们这个题目是“灾害应对中基金会与民间组织的合作”，刚才大家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个非常激烈的碰撞，因为我们银杏伙伴前两天也对基金会进行了吐槽，有很多话要讲，但是台上几位非常和谐，NGO和基金会之间如果这么和谐是我们期待的，但事实我现在想提出一点点小小的张力碰撞一下。5·12地震和4·20地震我一直都在现场，这么多年我看到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这次4·20地震以后道路堵塞、伤员运不出来，那么我们这些基金会有没有想到这其中有没有我们的责任？我们在里面能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的志愿者把生命通道都堵塞，然后伤员都运不出来？我们有没有对这方面的引领？这是一个思考。再有一个思考，我想问基金会，你们选择什么样的NGO来跟它合作？你们的选择标准是什么？还有一个问基金会，你们选择什么样项目？你们选择把你们的钱资助到什么样的项目中去？这三个我自己有我自己点的想法，我也想做出自己的一些回应。
首先一点，我不认为这个NGO做得很稳定，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它没有风险，然后做得很大、很成熟它就是一个好的NGO，我不这样认为。我评价NGO有四个维度：第一点，它有没有独立的声音，第二点，有没有明确的使命，第三点，有没有原创的模式，第四点，它是不是能全员的参与。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声音，那么它做得再大再好实际上它是三政府，实际上它不是一个NGO，它就不是NGO，你怎么讲什么跟NGO的对话？没有明确的使命是团伙而不是一个团队，走不到它想走的地方去。我想说的其实是后面的，这一次我们救灾过程之中发现各个基金会都做了物资的部分，包括华夏和联合救灾，其实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一直到今天我们援助物资还堆积在那里有那么多，芦山地震以后我们的物资已经十倍于需求，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的基金会拿着这样的善款是需要资助这样的项目吗？我们需要购买物资往里面运吗？正是运这些物资的时候堵塞了交通。
这里面是灾害，但是我更愿意用“灾变”这个词，灾害带来的一个是社会收益，再一个是社会损失，损失这块有一种损失是看得见的，比方说坍塌、损失、丢失、死亡和伤残，还有一种损失是看不见的损失，我们看得见的损失政府一直都在资助，而且资助的力量非常大的，我们为什么还要挤这些？我们应该去做那些看不见的损失，程老师管它叫“社会损失”，我粗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个是个体感受性损失，一个是社区资本性损失，一个是社会价值性损失。这些东西说出来之后，我相信即使你们这么资深的专家可能也有一些茫然，正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它，我们感受得少，实际上这些损失，比方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刘飞做这些，社区的本身已经固有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网络，然后他们办事的流程，相互之间的动力支持系统、情感支持系统、经济支持系统、价值支持系统，这些东西其实在地震的时候都遭到破坏，而谁去修复这些东西？这些东西谁去做？还有一种是社会收益，其实地震时候震醒目我们很多人内心的善良，但是这个像昙花一现，一般情况下超不过一个月，两个月之后人性恶的方面又开始恢复，当它昙花一现的时候这个社会收益我们的基金会有没有想到支持NGO，让它抓住这个社会收益，不要让它昙花一现萎缩掉？
还有一种，地震以后原先的社区模式打破了，给了我们公民社会一个基础、一个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之中我们又有没有去抓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不是我们想去支持的或者应该去支持的？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NGO的发展还不是特别的成熟，有一些还在追逐资本，也就是说你基金会的钱往哪投实际上就引领这些NGO往哪里走。所以这里面我的思考还是很多的，昨天晚上跟李弘讨论很晚，扶贫依然不肯支持我“丧子母亲”这个项目，这已经是五年半了，从地震以后第7天开始做，到今天没有间断过，我也跟国外人交流过，一个组织针对一个群体持续不断援助5年，我们做了7年计划，这在国际上是很少的。但为什么你肯支持我那么多项目而不肯支持我这一个？
翟雁：关于基金会投资方向能不能承担这么多刚才他谈到的这些社会损失责任，有没有这样的意识？
王军：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叫“穷则独善其身”，扶贫基金会有想把天下所有苦难都解决的雄心壮志，但并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现在确定了一个方向、一个领域，那个领域重要吗？绝对重要的。
李弘：三个问题，第一个，堵路，我们第一时间的物资也被堵在路上了，20号当天下午到夜里，堵到夜里三点，后来调头，没去芦山。堵路主要的因素你是想说基金会不应该救灾或者NGO不应该去？这个责任的假设我觉得不成立，毕竟应该有一些专业组织去救，除了部队、医疗、特警、武警之外，它第一时间还是缺物资、水等等。第二个，现场堵路大部分是公众为主，私家车后备箱里装一些泡面、矿泉水，主要是这样的力量比较多，灾区的基本都知道大概的原因。我们是不希望回到政府加强管制一切社会力量都不许进入，这属于历史的倒退，所以堵路是社会问题，它在专业救灾中会逐步解决。
第二个，选择什么样的标准？我们没有标准，你们自己选择一个机构、机制，其是民主化的，没有标准的，你进了网络就可以做这个项目。
第三个，资助什么样的项目王军刚才回答，机构理事会制定战略下的、策略下的，按手法执行这个目标的项目，因为要保证对它捐赠人和它既定机构使命的负责。
周晓翔：我不是基金会的，我回应一下他思考的问题，他思考很深，包括社会损失和社会收益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现在有基金会关注，而且专门有团队研究，研究完以后基金会把其中一部分财力投向这个方面。这个事思考跟基金会有团队的研究是不谋而合的，我非常感谢刘老师他能够思考的那么深沉，这确实是我们下一步救灾中回避不了的问题。
郑壹零：既然进入对峙阶段我就站在刘老师边，刘老师提到的其实只是当中的一点。所谓的灾民整个参与救灾力量做到有序有效现在是我们很多民间机构包括我们华夏都在做这个，那么我们反过来讲，你们基金会有没有想到过做这个？怎么让民间做有序有效？这影响是我们整个民间的声誉，对我们最终形成一个募款也会形成影响。人家刚才讲就那批草寇还参与救灾？政府的部队井然有序，是更能得到老百姓支持的部队，那如果我们做得比部队还专业、比政府还专业，井然有序的呢。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重复发放物资？平常我们做救灾很多机构都做其他项目，所有的项目开发都是基于需求，我再问在座所有民间NGO或者基金会，你们发放救灾有没有问问灾民这个是不是他们需要的？另外，如果你发放第一批物资低下头来问一下小朋友，因为童言无忌，当你问他们的时候我们的需求就出来了，这是第二块我们大家要做的东西，我们是做政府弥补的作用，而不是说我们跟政府做同样的事情。
翟雁：非常感谢。
提问2：来自青海，县级NGO，大家讨论很热烈，我心理很冰凉，因为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是在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下在陇南，因为地震以后很多灾害和外伤发生。澳大利亚大使馆资助我们残疾人等养蜜蜂，这个项目得了奖。还有给小孩子做的项目，也是拿了奖的项目。所以我希望各位基金会和其他一些媒体的朋友不要拿我们NGO说事，我们是很专业的。
我为什么要吐槽一下？你们谈了一大堆雅安的事情，但是在岷县什么都没做成，实际上给我们的期望值很大。岷县地震是很轻的，山体滑坡了，一家三口人冲走了，身体被冲到前面四五十米，第二天解放军拿挖掘机挖出来以后不让他的家属看，老头子拿出来一看这是他爱人的头皮没埋进去。为什么大家说岷县）地震很轻？我们做了一些反思。现在民县有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中国扶贫基金会资助什么项目？民县地震患者康复的援助，就是我们到他们家里面去，因为医院里面的康复地理位置比较强。我认为民县地震发生在雅安地震之后，它的程度是很严重的，不知道基金会以后会不会投很多灾后重建的钱进去，就像你们在雅安做的美丽乡村和现在说起来很漂亮的项目，会不会做一些投入？因为很多人头上戴着支架，有些人不能动了，还有的两口子受外伤都不能动了，这样的项目会不会有基金会投入？因为如果公募基金会没募到钱的话，非公募基金会是有钱的，会不会拿出来钱支持？
翟雁：其实毫无疑问，刚才我们的各位基金会的朋友，包括我们这边都已经回答到，无论是基金会还是NGO，其实我们在大灾面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大家在专业分工、机制合作方面都在成长过程中，所以特别能看到这五年当中的变化，我们也预期未来我们肯定会越来越有一个满足我们期望发展的过程。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这个论坛就到这里，感谢大家！
主持人：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网站看看我们救灾方面的一些策略，我们的资助申请指南还是比较清楚的。今天没有讲也是因为我们想得不是很清楚，我们正在研究我们的救灾策略，到时候统一有机会跟大家报告吧。大概的意思就是要有一种积极正面的灾害观来弥补灾害的社会损失，来化害为利，大概是这么一个想法。
今天听了一下午，也有一些我的体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感觉到这种合作是大的趋势越来越多，这里讲到基金会和NGO的合作有好多，像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壹基金，壹基金更紧密的形成救灾联盟，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在建自己的救灾联盟，还有我们NGO自己的联盟，是NGO之间的，像成都420，还有华夏益公联，还有培文这里。抗震救灾形成服务中心，也跟政府合作，最近听说拿出1.5亿招标，不知道有多少钱能够落到NGO手里，所以我们看到合作是大势所趋。另外，合作中存在很多不是很如意的地方，刚才说到是互相吐槽。
其实听下来也很简单，对于基金会来说是给我们NGO更多一点信任，工作经费、管理经费不要卡得那么死，然后在救灾过程中能不能有特殊的渠道快速审批项目，还有平时不是救灾时候也能放点水让NGO平时也能有活干，能够活下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觉得NGO也要理解基金会，不管是公募基金会也好，非公募基金会也好，我们的资金都不是容易筹来的，它要把钱花好也有压力，要向理事会交代，所以大家要互相加强沟通，然后建立这种信任的关系。我希望今天我们这个对话有助于增强基金会和NGO的沟通，增进大家的信任，会后我们基金会和NGO之间能够有更多的合作。今天论坛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