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2日至23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会在成都川投国际酒店举行。本次年会是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转型升级为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后的首届公益盛会，也是基金会论坛的第九届年会。为期两天的会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关心基金会和公益事业发展的571家机构的918名嘉宾与会。其中，基金会197家，有近200名理事长和秘书长莅临现场。
以下为闪电300s，闪电侠陈志君（善导公益发展总干事）带来的分享，主题：后99时代中国基金会的“非主流”价值前瞻。
在座各位，应该大部分都有被卷入今年的99公益日，也一定有人欢喜有人愁。今年的99，是厌恶感直逼好感的一年；是失落感直逼机会感的一年；是稀缺感直逼充裕感的一年。关键是，曾经的99公益让众多草根公益组织看到与公募基金会“回到同一条起跑线”，而今年的99让人重新感到一个强弱分明的金字塔等级。
99公益日一脚踹开了一个时代的大门，这个时代就是公益行动向公众筹款的时代，所谓后99时代，一方面是它的时代使命已经完成、而明天它将变成在这个时代里其中一个被争议被审视的事物，另一方面说，在筹资更多样的时代中，原来属于资源纽带的基金会需要重新定位自己。
99公益日戏剧性地体现了目前公益资本的资源分配方式，反思这种方式，是为了看在已经到来的明天里我们是否有更宽的路可走。
99公益日的资源分配，我认为它基本上符合以GDP为本、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发展模式。
首先，通过制造和强化稀缺感激发竞争。把一大群公益行动本来分散的筹资需要、筹资渠道、和筹资时间集合到一个极短的时间点，人为地制造了大量的稀缺，尤其是公众注意力的稀缺和配捐资金的稀缺，这种稀缺直接助推了人们的竞争意识，不管主动还是被动地让“筹款”变成“抢钱”。
其次，基于这个竞争设立的激励政策围绕的标准是资金量。谁体量大、谁筹款高，谁就能获得更多补贴和渠道，今年还有“惊喜时刻”奖励，筹款最高的机构可以获得更多的捐款奖励。
然后，透过一系列玩法、攻略、在文化上塑造了一个“成功的榜样”：漂亮的筹款数字、漂亮的企业和名人合作（最终还是筹款额度），这个叙事头透过链条上各个机构的相互加强，成为了99的支配性叙事，完成了场域的包裹。
这种模式背后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呢？它又有什么问题呢？
首先，这个模式是结果导向的，也就是说胜者为王。但这个看似公平的起点，其实很不公正，且不说参与的机构的起点差异很大（试想，试问一个公募基金会和一个草根NGO，哪个更有条件获得一个4A广告公司的支持做出漂亮的广告、或者一个明星的支持作出粉丝活动？）在议题层面，不同的议题的公众教育成本是差异很大的，例如为孩子捐个书包，和为城市流动人口维权，后者显然要花更长时间来建立认知；第三就是在地域上，全国性的或基于大城市的筹资就有着更好的筹资基础。这些差异固然是客观存在，但在政策、算法上并无任何对此的补偿性设置，反而是维系和加大了这个差异造成的结果的差异。这一点，在“陈耕书的《再谈“99公益日”，远远不只是技术问题》有更详细的论述。
第二，规模导向。“更多、更大。问题是，本身在时间和注意力上的资源就极少，要在短时间内更多更大，人们就不得不把信心简单化、碎片化、营销化，但它跟行动者所认知到的事实的复杂性是充满张力的。参与在其中的人不得不面临一个选择，要让人们花时间达到理性认同、还是基于感情冲动去行动？
第三，控制导向。当一个平台自身大到一定程度，平台自身的利益就变成一个绕不过的点。99也不例外，平台选择主推一些自带流量和影响力的机构并为其背书，对体量小、可能存在风险的机构项目（但它有可能是前沿的、小众的、探索性的）则保持“中立”（至少没有出现“随机推送”这个选项），然后对后台数据进行独占，很明显也是平台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和风险规避的一个自然选择。
但这种以结果论英雄、刺激规模、实现可控的模式，不正是我们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的模式么？而下一个三十年去解决这个模式衍生的（很多都是基于分配的不公）诸多社会问题，不正是“公益界”的历史使命么？那我们能沿用这个制造问题的分配逻辑来解决问题吗？
99公益日因为其规模和影响之巨大，才让当下公益领域资源分配机制及其背后的主流价值凸显。而所谓“非主流价值”，既有与主流价值并行的另类价值、也有对主流价值进行的审思和超越。会上有嘉宾分享说，价值是最大的生产力。如果说后99时代，基金会对于公益行动的不可或缺性来源于它具有的超越主流价值的潜力，那是因为基金会是一个具有独立意志的资本，它基于某个人或某群人的信念而生，它可以关注特定地区或特定问题，追求特定价值、文化和社会形态，甚至只是关心特定工作手法的普及，这本身就是多元价值的摇篮。但要完成对主流价值的超越，还是要对主流价值进行拆解、对话和重塑。
首先，从完全的结果导向转为更加注重过程。明白到问题本身是高度复杂和相互依赖的，任何一个结果只不过是连续动态过程中的其中一个断面。具体来说，从只关注数字到注重过程的正当性；从注重某一刻的成效到关注行动者的问题意识、学习能力、和多方合作的场域的建设。
其次，从规模导向到关注新社会关系的建立，包括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赋能和协作，以及“受助者”的自主性的扩展。它也许意味着评估维度的扩展和评估方式的变革，也意味着基金会的关注点下沉到社区/社群、或者深入到某些特定的议题，尤其是目前主流所忽视的那些关于社会公正、边缘群体权益、公民有效结社和参与社会治理等议题。
第三，资助者和行动者（和受益者）从控制关系转变为伙伴关系。这两个词底下包含的内容很多，可参阅敝机构旧文《伙伴型文化VS支配型文化：我们为什么做协作》。但此处仅说两个方面。从纵向上看，资本需要把自己的权力关系放对，明白到它仅仅是实现变革的其中一个要素，而且往往也是制造问题的根源，它最适合的是作为创造改变者的助力，而不是对她们实施的控制和管理；从横向上看，基金会处在公益行动和公众资源两者之间，在这个生态位上，基金会的伙伴角色有很重要的部分是为行动者分摊风险曾本（支持其试错）和解释成本（向公众传递和解释相关议题）。在公众筹款时代，最后一点尤其是中小型基金会的独特价值所在。
总的来说，改变最强的动能总在末梢、在基层、在一线，基金会如果说要在后99时代仍然拥有自己的位置，值得花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一线的了解、发掘和学习，成为行动者值得信赖的同盟军。
关于闪电侠：陈志君，善导公益发展总干事，英国华威大学教育戏剧专业硕士毕业，资深应用戏剧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国内第一个实践及推广应用戏剧的公益剧团“木棉剧团”发起人及核心成员。前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成员，参与筹办一年一度的NGO能力建设研修班，同时负责建设公民图书馆，并开展青年公民教育项目。广东人文学会社会公益学习中心执行组协调人，策划“公益协力营”。擅长公益行动者能力建设、参与式培训、公众教育活动及儿童戏剧教育活动的设计和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