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组织协商的制度化背景

社会组织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重要命题之一。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社会组织协商”作为拓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一种渠道；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反复强调，要“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

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将社会组织协商与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和基层协商并列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七种渠道，强调要“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依法管理，健全与相关社会组织联系的工作机制和沟通渠道，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协商，更好为社会服务。”

多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协商探索了一些路径，出现了一些雏形，积累了一些经验，主要表现在：各层级“两代表一委员”中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比例有所增加；与社会组织相关的立法和政策制定中，人大和政府部门主动倾听社会组织的声音；社会组织负责人通过统战系统的多种机制和形式，积极反映社情民意；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和完善与行业协会商会协商机制，在研究重大问题和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规划、政策时应主动听取相关行业协会商会意见，等等。

然而遗憾的是，社会组织的力量和主体性还不是很强，协商民主意识较为薄弱，参与协商的范围不够广泛；社会组织协商的制度化发展不如预期，缺乏成熟的渠道和平台，意见表达、采纳、反馈、监督等协商机制仍有很大缺失；目前还没有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专门指导文件出台。

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多元主体共同建构的过程，是一个要靠社会组织自身不断努力实践来回答的课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我国需要尽快探索出有利于发挥社会组织协商优势的体制机制，让社会组织的声音和作用更加体系化地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重大问题的决策和实施。

二、社会组织协商的独特优势

根据已有研究，社会组织协商的定义可以概括为：社会组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据宪法法律和各自章程的规定，围绕国家大政方针、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决策和重要事项以及社会组织内部事务等问题，通过对话、讨论、审议等方式，表达观点、诉求、愿望，凝聚共识、解决问题、服务社会。

社会组织协商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独特优势：

第一，社会组织协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大有可为。社会组织可以利用专业优势和第三方优势，推动基层议事协商，引导群众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妥善解决基层矛盾纠纷，帮助居民实现自主协商和良好自治，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大大减轻党和政府的治理压力。

第二，社会组织协商在社会政策创新中不可替代。社会组织关心的都是和民生、公共利益息息相关的社会议题，社会组织能够敏感捕捉社会脉搏，触达政府和商业不能兼顾的细碎角落。社会组织开展工作具有灵活性、创新性，能够做一些试验性的模式创新，提炼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供政府部门了解和参考。

第三，社会组织协商在跨界沟通合作中不可小觑。社会组织十分多元，所涉及行业极为广泛，大多具有专门业务属性，与政府、企业和个人有着密切联系，可以与政府、企业和个人开展形式不同的跨界沟通合作，协商成果具有很高的决策参考价值。

三、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的建议

为了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持续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体系，就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加强社会组织协商理论和实证研究。鼓励学界和有关党政部门加强对社会组织协商的研究和认识，就社会组织协商的定义、主体、平台、机制、议题、任务、层次、保障等开展系统研究，逐步形成社会组织协商的制度框架。鼓励基金会发挥资金资源优势，资助社会组织协商的基础理论研究、个案实证研究和有效实践推广。

二是支持社会组织深度参与其他协商民主渠道。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基层协商等协商渠道中，加大对社会组织参与的制度化保障。支持更多社会组织优秀人士进入“两代表一委员”序列，设置一定的推选名额比例；鼓励政府部门主动采纳社会组织在政策创新方面的好做法，更多社会问题的规模化解决方案。

三是鼓励发达地区先行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建议尽快在一些社会组织发展较快的省份或城市开展社会组织协商试点，为社会组织协商的制度化建设和全国范围的推广，积累各地实践经验。

四是培育有利于社会组织协商的文化。在社会组织行业内部，倡导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促进不同思想观点的充分表达和深入交流，培育尊重包容、求同存异、理性有度、依法有序的协商民主文化。

备注：本建议文稿于2022年5月16日分别提交人民日报客户端、人民网领导留言板和学习强国电子邮箱。